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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世间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作者: 左小丘丘故事机 | 来源:发表于2017-10-05 18:41 被阅读55次
    《一句顶一万句》

    01

    这个周我都在读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不得不说,这是本很棒的长篇小说,像是为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画了一个像,这里面有你的影子,也会有我的影子。他们庞大,他们也渺小。他们热闹,他们也孤独。他们浓重,他们也荒凉。

    街头买菜的,跑货车的,无数的人都在这本书里鲜活的生长着。可是命运的底色藏有光明,也必有那一丝灰暗。

    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去远方的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老杨、老鲁、老曾,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仔细一想,对啊!哪怕是小人物,活着说到底还是为了一个痛快。不痛快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有句话说:“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就是这个理儿。

    下面大概说说故事梗概。

    杨百顺(后改名吴摩西)一辈子过得七零八落,命运似乎在捉弄他,换了一百个工作都很难找到说得上话的人。

    偏偏和老婆跟前夫的孩子孩子巧玲(后名曹春娥)说得着,但这个孩子却又被杨百顺弄丢了,于是杨百顺走出延津,找了半辈子,也没找着。下篇是回延津记,恰好确实曹春娥的后代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

    书中人物杂多,初读起来枝蔓丛生令人”累觉不爱“,隐隐约约又是“不明觉厉”,读完后只能”细思恐极“。

    因为书里把人与人间的关系,分成“说得上话”和“说不上话”两种。简单的分类法,却非常有效。

    无论家人,朋友还是夫妻,一旦说上话了,人就亲了。反过来,一旦说不上,就没有亲味儿了。爱说话的家庭和不爱说话的家庭必是不同的。

    想想也是,记得有人说康熙虽宫粉黛三千,最爱的人却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杂事倾诉一番。

    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再想找人说话,已经是人去楼空,虽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改了个名字,比如叫“后宫秘史”或者“ 论女人如何征服一个帝王”,很简单的,四个字---说得上话。

    另一个方面,“说不上话“这种感觉其实也大家都有体会,所谓相逢满天下,相知有几人。

    举个例子,微信上联系人成百上千,名字一个一个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随时随地地畅所欲言。恐怕还是那几个说的上话的人对你最为珍贵。

    人和人相处无非就是因为在一起舒服,能心贴心地说些话。

    人人都有沟通的欲望,不爱说话的人不是不说话,是没有遇到能说着话的人。

    并且这个不爱说话和说不着是有区别的。

    不爱说话总归心里是还有话的,还有挽救的余地;不爱说话就是没话可说,这可就惨了。

    我也一样,不会讲话,很多人说我高冷,发信息爱回不回,其实我心热,我也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让每一个人都喜欢,可是每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熟悉我的朋友说我嘻嘻哈哈没个正行,不熟悉的人就说我没趣太严肃,好像他们在评判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正如序言所说“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孤独不是只有圣贤才有的体会,而是人人都有,书中老杨是所有的老杨,老胡也是所有的老胡,杀猪的当官的唱戏的卖包子的,都在寻找的路上。

    02

    那么,“说得上话”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书里有一句话,“一个女人与人通奸, 通奸之前, 总有一句话打动她。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 但是牛爱国是明白的。

    在寻找出轨的妻子庞丽娜的途中,牛爱国遇到了“老李美食城”老板李昆的小媳妇章楚红。并由此顿悟了世上相好者的精神密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说得着”。

    书里这么说:“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与章楚红都能说。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说出话的路数,跟谁都不一样,他们俩自成一个样。两人说高兴的事,也说不高兴的事。与别人说话,高兴的事说的高兴,不高兴的事说的败兴;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不高兴的事,也能说得高兴“… “说完一段,要睡了,一个人说:“咱再说点别的。“ 另一个人说: “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

    跟人能说上话,真难。

    换句话说,大家基本上都找不到一直能说上话的人。孔老夫子也找不到。

    书中有个桥段,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解读是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书中的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

    “说得上话”的确很难,先看书中一个例子,詹神父在黄河边碰到一个中国的杀猪匠,劝杀猪匠说你要信主,杀猪匠说为什么要信主?

    詹神父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去李家庄杀猪。

    看上起很搞笑是么?

    实际上发生在人间的对话大抵如此,只是有时我们是詹神父,有时我们是杀猪匠,而且我们还不自知。

    我们以为说得上话的人,实际却说不上。

    找“说得上话”的人本质上是找自我,通过他们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他人即地狱,一句话背后往往隐藏他的过去,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他说出来觉得是金玉良言,我们听起来却觉得狗屁不通,反之亦如此。

    说一件事也是如此,一件事儿不只是一件事儿,常常连着七八件十来件事儿,弯里拐着弯,一个人又连出几个人,无法说清,也就不想说了。

    很多时候,人相互已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

    而且“说得上话”也是一种动态关系。

    小时候能说,大了不一定能说。一个人的时候能说,都成家了不一定能说。平时能说,遇见事了不一定能说。而且距离变远了,也可能就说不成话了。分开几年再见面,也说不成话了。

    有些人现在说不得着,将来或许能说得着;有些人现在说得着,将来未必能说得着;有些人这一辈子也说不得着。

    例如书中曹青娥和养母闹别扭闹了了一辈子,最后却成夜成夜的说话。到临死了,还想叫叫娘,再说两句。可是以后曹青娥再没碰见过就这说话的人。把六十年前的话跟儿子牛爱国说,把二十年前的话跟孙女百惠说,眼前的话谁也不说。到死前硬是没说出想说的话,也硬是没人能理解她想说却没说的话。牛爱国觉得自己最后明白了,可是曹青娥死了,话就对不上了。

    结果是书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了和别人“说不上话”苦了一辈子。

    杨百顺失去了说的上话的曹春娥,苦的只能踏上寻找的征程。牛爱国也苦,老婆说不上话跟人跑了,过去的朋友也变得说不上话了。教书的老汪也苦,无处寄托对小女儿灯盏的思念,只能到处搬家。曹春娥也苦,终于能和养母说上说,可惜却是垂死之人。

    很多出场不多的人物也一样的苦。比如第一个县长老胡一门心思扑在木匠活上,想必也和人说不上话,第二个县长小韩是个话痨,想必也是说太多无人能懂。

    03

    为了寻找那个一生都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他们一直走在这条孤寂的路上。

    私塾先生老汪,他在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问起缘由,原来是在“想一个人”,可是又“找不得”,他当时“寻”的便是自己的开封老相好。后来老汪女儿灯盏玩耍时不慎淹死于水缸内,老汪因此辞去工作出走到陕西宝鸡,这次出走“寻”的时找不到的人,只是通过寻找缓解思念。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会“喷空”,也就是在一点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的“瞎吹”,他通过胡思乱想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来宣泄。而杨百顺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像罗长礼那样“喊丧”,而“喊丧”的实质,是想“虚”一下,是想借此摆脱或超越“眼前的生活”。

    瞎子老贾弹三弦,老胡做木工,老史听戏与“手谈”,老冯张罗“闹社火”,都是这个意思。

    都是要脱离“眼前的生活”,让自己无着无落的心有所寄托。

    04

    怎样才能找到说得上话的人呢?

    当谈到《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感源自何处时,马尔克斯说:“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懂爱情。布恩迪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

    孤独的解药或许就是爱和信仰。

    最后,这本书书中还送我们一些金句:

    “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

    “顺着你说的人,心里就是憋着坏。”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愿我们都有那个能说得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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