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 - )
2018年4月26日,贝聿铭101岁的生日。
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40年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30年的“卢浮宫”金字塔,10年的苏州博物馆,都被时间证明了其永恒性。建筑师本人,也因为这些建筑而持久。
贝聿铭是命运眷顾的大师,他经历了东西方两种文化最好的时期,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期和衰退期,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有人评论说:“贝聿铭的建筑仿佛变幻莫测的现代世界中一条奇妙的丝绸之路”。
而超越建筑师什么之外,他如何跨越东方文化?又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世纪的历史?
我们谨以此文,祝贝老生日快乐。
回不去的故乡
1917年,贝祖诒和孔莲的第二个孩子在广州出生,取名“聿铭”,意思是“璀璨的雕塑”。
幼时贝聿铭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兴趣源于他的母亲,母亲会吹笛子,会酿酒,会做菜,写一手漂亮的书法,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说:“我母亲赋予了我非同寻常的天赋。”
▲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是贝聿铭)
1917年,封建帝制刚刚分崩离析,东西方文化开始对撞,中国已无法再现传统,而少年时期的贝聿铭每年暑假都会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的儒家礼仪,直到1935年,贝聿铭去美国留学,这是他第一次和自己的旧世界告别。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少年贝聿铭在苏州狮子林
“我在苏州住了几个夏天,我还记得与堂兄弟们在狮子林玩耍的情景。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幻想。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在苏州的经历让我学到了什么。现在想来,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的,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的道理,而非自然独存。创意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结晶,苏州园林教会了我这一点。”
差点错失的建筑大师
贝聿铭赴美留学的第一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等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然而宾大建筑系忠实服从19世纪的艺术体系,要求学生要求学生绘制精巧的设计图,这把贝聿铭吓住了,于是转到麻省理工学院改学工程。
在麻省理工学院,贝聿铭结识了校长威廉·爱默生,他在贝聿铭的图纸中发现了非凡的技能和想象力,劝贝聿铭改学建筑学,他对贝聿铭说:“年轻人,别胡说,我还没有碰到不会画画的中国人。”
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就会错失这位建筑大师,我们还会有在另一领域大获成功的贝聿铭吗?
▲柯布西耶是贝聿铭建筑思想的启蒙者,贝聿铭独具一格的圆框眼镜,正是模仿柯布西耶的打扮,他把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停留的两天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
1938年,贝聿铭在纽约中央车站遇到一位端庄秀丽的中国姑娘,她叫陆书华,对陆书华一见倾心的贝聿铭提出开车送她去波士顿,但被矜持的姑娘拒绝了,也许是天意,当晚,陆书华乘坐的火车因飓风耽误,于是贝聿铭打电话要求约会,从而成就了一段姻缘。
1942年,他们举行了结婚典礼,同年,陆书华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攻读景观设计硕士学位,贝聿铭也选择了建筑思想更为活跃的哈佛,拜读于当时作为建筑系主任的格罗皮乌斯门下。
▲贝聿铭与夫人陆书华
有一次,贝聿铭在格罗皮乌斯的课堂上打断他,因为他觉得,“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风俗和特色,他反驳老师:气候怎么办?历史怎么办?传统又怎么办?
格罗皮乌斯说:很有意思,那么你自己做一个项目向我证实。
于是贝聿铭做了一个融合东西方理念的设计——上海艺术博物馆,格罗皮乌斯为之折服,称之为“我见过最精致的学生作品。”
后来,在向一本建筑杂志所写的推荐语里,格罗皮乌斯写道:“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很好地坚持基本的传统特征——即,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却不会放弃设计方面的进步观念。”这句话,几乎创见性地预言了贝聿铭一生的建筑事业的特性。
▲上海艺术博物馆
蜚声世界
1946年从哈佛毕业后,因为家庭跟生活所需,贝聿铭选择了接受纽约地产大亨齐肯多夫的工作,几年后自立门户独立创业。1960—1980年的这二十年,对于贝聿铭来说可谓跌宕起伏,他完成了许多出色的作品,它们为贝聿铭带来名声的同时亦让他饱受争议。
1964年,贝聿铭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密斯·凡·德·罗和路易斯·康,被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此后两人成为至交,因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给予世人的印象。
▲1964年12月13日,贝聿铭和杰奎琳·肯尼迪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肯尼迪图书馆修建基金已达到1000万美元
▲肯尼迪图书馆
肯尼迪图书馆的效应,使贝聿铭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大量高级业务找上门来,贝氏事务所的业务四面开花,一位设计师回忆:“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开放。”
▲美国纽约州雪城埃弗森艺术馆,1968年
▲克莱奥罗杰斯纪念图书馆,1969年
▲保罗·梅隆艺术中心,1972年
▲康奈尔大学约翰逊艺术馆,1973年
然而1973年,波士顿汉考克大厦立面玻璃的脱落让贝聿铭的事务所一度陷入困境,但贝聿铭有着超乎寻常的冷静,事务所里依然每天飘荡着咖啡香,鲜花依然准时绽放,他也没有解雇事务所150名员工中的任何一位。
▲汉考克大厦
将贝聿铭从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美国国家美术馆项目。1978年,几乎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
▲国家美术馆东馆,1978年
▲贝聿铭在国家美术馆东馆的开幕式上
198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扩建工程,这个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争议声中成为巴黎最新的“纪念碑”,也给贝聿铭笼罩上一层无往不胜的光环。
在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他做了很多建筑设计以外的事情,面对法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行政体系和社会舆论,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历史与现代、艺术与政治的平衡点。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卢浮宫改建
贝聿铭的成功,在于东方式的圆融与平衡,他重视商业,也重视艺术。贝聿铭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他有一个招牌式的笑容,无论国家元首、大公司总裁,团队的建筑师,他都魅力非凡,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好像他们是房间里唯一的人。
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是中文里所谓的“待人接物”,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
一座连接中美的桥梁,一个寻根者
在贝聿铭的身上,并存着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他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就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性人物,被屡屡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1982年建成的香山饭店、1982年香港中银大厦、1985年北京中银大厦、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还有2009年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文化寻根和重建。
中国赋予贝聿铭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越到后来,他越深切地意识到早年的中国经验对他的影响,传统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典园林中人与自然的共存,都带给他一种内在的东方式思维。
▲贝聿铭(左)参观苏州园林(摄于上世纪80年代)
今天北京故宫实行的限制高度与视野政策,离不开1978年时贝聿铭受邀来京时对北京城市发展和规划提出的建议,今天处处小桥流水的苏州古城保护,也有着他的一份力量。
他提出:不要在故宫的中轴线附近建高层建筑,因为故宫周围的城墙非常令人震撼,如果从高处看下去紫禁城的气势就消失了,任何过高的建筑,都会使人们居高临下地看故宫,这样中国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就会被毁掉。
▲波士顿美术馆(MFA),1981年
▲1982年建成的香山饭店是贝聿铭探索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第一次实验,他结合中国园林经典的轴线和收放自如的空间序列(和故宫相似),让香山饭店从中庭辐射出去,为了保护原有的众多树木,其中还包括两株八百年的银杏树,客房不对称地分散在四周。除了主花园外,还有11个较小、更私密的花园,它们形态各异,但都统一于香山饭店的园林整体。
▲香港中银大厦,1982-1990年。贝聿铭在香港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风水”,他们指责大厦有太多的尖角,认为这些尖角犹如锋利的刀口,会给周围建筑带来厄运,还有其他的很多反对意见。还好,客户始终站在贝聿铭这一边。
无远弗届的探索
1990年,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从这一时期开始,贝聿铭在世界各地做了许多博物馆设计,比如1997年落成的日本美秀美术馆,2006年完工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贝聿铭在故土苏州这片土地上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更是让更多人走近他的东西方建筑美学。这是贝聿铭在更大跨度上对人类文化精髓的探寻。
建筑评论家卡特·怀斯曼如此评价这一阶段的贝聿铭:“在年逾九十的贝聿铭,证明了一个人也许可以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而仍保有割舍不断的根。”
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说,“也许他的能量来源于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都会想到更好的办法。”
▲桃花源一样的美术馆:日本美秀美术馆。贝聿铭向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画面:一座山,一个谷,还有躲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建筑,许多中国古代的文学和绘画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一位孤独者,走过一条长长的、弯弯的小路,到达一个山间的草堂,它隐在幽静中,唯有瀑布声与之相伴,那便是远离人间的仙境。到达此地山高路又险,这正是那些寻道者的旅途。
而苏州博物馆,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现代园林,贝聿铭说:“如果有来生,我愿意做一名园丁。”
▲2006年要离开中国的前一天,贝聿铭提出想在下午4点去苏州博物馆,一个人在里面走走看看,而且要在观众在的时候,感受一个空间是怎么被人使用的,而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这也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为了设计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捕捉住伊斯兰建筑的精髓,时年91岁高龄的贝聿铭,在中东考察了好几个月,到过埃及,去过突尼斯,研读穆罕默德……贝老的目标是将较久远时代的价值观融入当今的文化之中。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强烈的碰撞,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不仅要拥抱文化和制度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要抛弃,什么要坚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我们去深入观察贝聿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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