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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菲：
“像往年一样，32岁的谭妈妈在刚刚过去的12月初就定制好了新年台历，每一张月历上都印着家人的合照，儿子洋洋出现最多。
但这对母子没能等到2019年的到来。
谭妈妈决定离开人世，带着患有自闭症的7岁儿子和怀孕三个月的胎儿。
她提前买好了木炭，在2018年12月24日晚用胶带细心封好门窗，在约十平方米大的卧室里，他们慢慢失去了生命。
警方发布通告称，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排除他杀可能。
事情导火索是儿子洋洋所在幼儿园家长群对洋洋在园期间打同学行为密集投诉。
虽然谭妈妈多次道歉，并在退群后由他人转告坦露了洋洋被确诊为自闭症的情况，但仍未取得部分家长的谅解。
最终，洋洋被园方建议休学。
过去五年间，夫妇两人辗转山东和广州多地为儿子的自闭症寻求干预治疗。经过特殊学校的两年培训后，洋洋的自闭症已经转为轻度。
夫妇于2018年9月决定将洋洋转入普通幼儿园进行小学前的适应教育。
这或许并不是最坏的选择，因为“融合教育”在国外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被专家认为是目前最科学的教育模式。
却没想到，在充满希望地准备融入“普通人群”的尝试中，这个家庭被“普通人”的排斥与冷漠一举摧毁。
一个最普通的家长，为了儿童间的推搡，却能挑起众人的情绪和言语攻击！
一群最普通的众人，在得知孩子患有自闭症并已得到母亲道歉的情况下，却继续不依不饶、任戾气散布！
一个最应该有担当的教育机构，却选择息事宁人，遵从民意，向施压方妥协！
他们是恶人吗？
似乎不是。
如果在路上看到他们，你一定感觉他们是举止良好的常人，他们是奉公守法的民众，他们是礼貌和蔼的邻里。
所以，非恶之人可能作恶吗？
“平庸之恶”，是女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1942年发起的一场哲学探讨。
在对二战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过程中，阿伦特注意到，杀人机器、纳粹党卫军头领艾希曼并不是一个极为邪恶的人，反而是一个冷静、体面、有涵养，个性平庸的庸常之辈。
就此，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指代那些更多看似平庸，本性非恶之人，却因为缺乏思想，随波逐流，实则凉薄且愚蠢。
很多社会恶行甚至战争恰恰是这些人推波助澜所致。
东方文化下，更容易产生平庸之恶。
中国年轻一代从父母的亲身经历中，尚能依稀感受到几十年前的那一场社会浩劫事件中，普通民众是怎样受煽动和意识形态的驱使，一步步沦为作恶者的。
平庸之恶的关键在于缺乏思考。
与其说缺乏思考，不如说是逃避思考，以及逃避思考的责任。
置身其中的事件无论大小，一旦思考，将会给人带来自我道德的冲突，以及对他人需求的关注，关怀的责任，也带来意见的分歧和对自身利益的伤害。
为了逃避这些责任，现代人陷入了思考和判断的恐惧症。
大家不愿省察自我，毫无愧疚和不安，极力为自己的罪责开脱边界。
如同艾希曼那样的人，叫嚣着别人的罪过，认为自己不过是屠杀行政机器的齿轮或环节，所以罪恶与自己无关，甚至狡辩说“如果我不做，其他人可能也会做”。
【文摘】杀死一只知更鸟|平庸之恶
洋洋生前的绘画和手工作品
（图 /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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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史
“我在加拿大，我小儿子班里有一个自闭症同学，政府出钱聘了专业的special needs 老师全程陪读，所有同学都被鼓励去帮助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我小儿子也被打过，但是他不care。作为纳税人，我觉得挺好的。”
3
燕
“看完洋洋事件，我忍不住流泪，从事幼教事业15年，我坚持接收可以进行融合教育的孤独症和残疾儿童，个中艰难无以言表，真的很难很难。这么多年，有做的很成功的，也有失败告终的，不过，我很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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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铁锤
“不记得高中的那个女同学是不是自闭症了，反正她的行为真的很不一样，同学都有点排斥她，老师拿她也很无奈。
我主动跟她做同桌，也有很不好受想跟她发脾气的时候。好在我没有。
而且，让我最不舒服的不是这个女同学不会正常的交流感情，而是班里的一群同学，他们讥讽我是老好人，说我就觉得自己特殊才对她不一样，我根本没那么好，我就是装出来给人看。那段时间我也很怀疑自己，难道我真的太虚伪了吗？要靠这种方式凸显自己的善良？
这种大家都排斥女同学都讥讽我的状况，让我觉得，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居然是伪善。
一边叫别人不要欺负女同学，一边特别怀疑自己，脑子里就在想，“我可能是自己太缺乏关注了才这么做”。
直到有一天，那个女同学说，愚人节她要整蛊全班，但她不整蛊我，因为“我知道你是好人”。
哇……我突然很有底气，我肯定，我真的不是伪善，我就是见不得少数派被歧视，受苦而已。
有时候真的，平庸的恶，特别伤人。
平庸的人群不相信很多思考之后的行为，只会宣泄自己的麻木，嘲笑别人的真实。我讨厌那些平庸，它们太庞大了，我想坚持我的良心，还得时时刻刻面对那些平庸，提醒自己“不要被他们的误解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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