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我每天都要穿过一个村庄去学校。这个村庄沿路有一户人家，看起来简直不知道如何能生活下去。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土墙屋里，做饭、洗衣服、厕所等全在露天的地方。户主四十多岁，是个鞋匠，双腿残疾，不良于行。他有一辆残疾车，每隔一天便开着小车去镇上的集市修鞋挣钱。鞋匠的老母亲与他同住，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满头银丝特别扎眼，像带着光，她穿戴整齐，精神矍铄，看起来就像七十几岁，但听说已经有九十岁了。据说老太太有五六个儿子，其他几个儿子用老太太低保的钱只给了这个残疾兄弟为由拒绝赡养她。但是大概母亲的心使然，她依然跟着这个儿子，每天进进出出忙里忙外，照顾儿子一家的起居。
是的，是儿子一家，因为鞋匠还有一个老婆。这个老婆是个十足的傻子，没有思维能力，不会讲话，似乎可以听得懂一点语言。她无名无姓，无父母亲人，也许是走失，也许是被丢弃，总之，她出现在这个村庄上，恰好碰到这么一户同样七零八落的人家，有传宗接代的需求，就怀有目的地留下了她。
傻女人的形象，如果你愿意想象，和那些街头流浪汉无二致。她有时候扎一个小辫，有时候扎俩，油污污地纠结在一起，仿佛从未洗过。她一年四季穿同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厚外套，里面是件像不新鲜的牛肉红的衬衫，裤子也是脏旧地看不清楚颜色。鞋子倒是常换，却都很破，且没有一双合脚的，不过对她来说似乎也无所谓，反正大部分都是正反颠倒着穿。
青春期的我特别地怜悯这个傻女人。我每天都看到她，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又是我见过的最安分的傻子。很多傻子见到路人总要大呼小叫，张牙舞爪的，但她几乎从未有过。听说是被打出来的，我见到过一次她的婆婆打她，平时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拿着一根粗棍子，毫不吝惜力量地打到她的身上，那景象无比惨烈。傻女人特别痛苦地“啊啊”地叫但是还是承受着不敢跑。据说如果跑了，回来就没有饭吃。鞋匠的脾气也很暴躁——可以理解，一个被残疾、贫困、自尊心破碎等多种因素折磨的男人大概是不会有好脾气的，不是变态就不错了。我见过几次他骂他的傻老婆，雷霆之势很是吓人，像下一秒就能从残疾车上跳下来，傻女人像躲闪洪水猛兽一样，脸上俱是惧色。
也许她的婆婆和丈夫并不是存心要虐待她，只是根本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人。他们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牲口。平日养着，养肥了毛皮也好，肉也好，都是用处。至于相处，他们觉得反正她也不懂，所以都是牲口似的吆喝，吆喝着吃饭，吆喝着一边玩去，吆喝着不许惹是生非，像不允许自己家的羊啃别人家的麦苗，不然就是一鞭子下去。
傻女人似乎从未想过要离开这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家”，离开暴躁的丈夫，古怪的婆婆。除了少数几次我看到她挨打挨骂，绝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坐在马路边的石头上，一坐一整天，有时候即使下雨天也坐在那里。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
后来傻女人生了一个孩子。不知为何，我的记忆里没有这个傻女人怀孕的样子，也不敢想象，好像忽然间他们这个家庭就多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傻女人五官脸型还是挺好的，鞋匠的五官也不错，这个不染纤尘的漂亮的小婴儿，继承了自己父母的优点，神奇地降落在这个看起来有些难以维系的家庭，并且在奶奶的养育下一天天长大了。
生产后的傻女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一样的装束，一样的行为。她的时间似乎是凝滞的，表情也是凝滞的，似乎已经陷入思考，又似乎不在思考。我有时候想她活着与不活着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并不是说我觉得她活着和死了没两样的嫌弃和诅咒，而是认为这也是一种境界，不死不活，不生不灭的即视感。
唯有一次，我看到了她生动的一面。
那天阳光灿烂，傻女人只穿了内里的那件牛肉红的衬衫，在那么一团破败脏乱的形象中竟多了一丝女人味。路边一个女人，大概是一个好心的邻居，给了她一个小物件，她马上欢快地在小跑回家。她的丈夫大概又出去修鞋了，婆婆在屋里不知道忙些什么，女儿斜躺在门前露天空地的一辆破旧的童车里好奇地东张西望。傻女人就这么在阳光里跑了过去，不合脚的鞋子拖拖拉拉，她尽量地挂着鞋子免其掉落，不知道是不太运动还是大脑神经的问题，她的动作很笨拙，四肢不能协调，但她还是尽力跑着，迫不及待地跑到小童车前面。她的脸上挂满傻笑，动作却带有几分亲昵和逗哄，啊啊啊叫着将手里的东西递给女儿，原来是一根棒棒糖。女儿看了看棒棒糖，抬头毫无芥蒂的、纯净的、高兴的对妈妈笑了一下。
这一幕不知为何我记了十几年。
大概那一刻忽然觉得，无论什么人，活着就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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