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里》，在第一次知道这本书的时候，看到的评语是：还从没有从阶级角度思考过自己和家人、老家的关系。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凭借高考而不是外出打工，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虽然依然被时代的巨轮碾着赶着，但与父辈的生活节奏与习惯已经大大不同，那么是否可以在看过这本书后，也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自己与父母家人以及老家的关系呢？
不得不说，《回归故里》的阅读门槛很高，尤其是中段作者借父母给左派和右派党派投选票的变化来阐述的自己对政治与社会的探讨，有着大段大段的密集观点论述和援引举例。
而这些，都是作为工科生的我，现阶段很难看懂的。
但没关系，这不影响它是一本带给我们对自身阶级思考的书，也不影响它到最后，依然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
很遗憾，只读了一遍的我，只能尝试着用我的浅薄见识，来解读一下作者想要探讨的东西，我努力的写，大家凑合着看。
从书的开篇，我们可以很快知道，作者是一个已然获得无论是世俗意义上还是文学意义上都成功的作家，已然进入某种高雅、优秀的社会阶级，住在一线城市巴黎，每日交往的都是优秀的人。
而作者一直闭而不宣的是，这样的身份，并不是作者与生俱来的 。
作者真正的出身是贫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每天靠各种低级的工作度日，这样的家庭拥有众多没能实现阶级跃迁的家庭成员，这样的家庭永远都在说着粗俗的方言、讨论无聊的生活琐碎家长里短。
作者很早就与这样的家庭分道扬镳了，他既不想再和这样的父母兄弟来往，他的父母也无法理解他的追求。因此他太久没有回到过家乡，直到他的父亲去世。
于是他回到他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去试着重新与母亲对话，重新去了解这片土地，也重新审视自己。
为什么要逃离？
为什么作者要逃离这片土地呢？很简单，因为他读书读过头了。
在阶级固化的法国，贫民的孩子就算上学，也往往只是读到初中毕业为止，甚至他们的学习成绩连初中毕业证也无法拿到。
因为在这样的群体中，男子气概才是正义，代表身体强健的体育运动才是决定主导权的科目，而不是学习成绩，大声嘲笑乖巧念书的孩子才是政治正确。
除了隐藏于孩童们群体间的行为导向，也有很现实的因素导致他们无法专心完成学业——他们往往需要尽早开始挣钱养家，或许是照顾酗酒的父亲、病重的母亲，或许是养育年幼的弟弟妹妹。
而即使你运气好，在童年时期拥有相对稳定的家庭，得以在读书受教育这条路上走得稍微远一点，进入到大学，当失去周遭的压力后，往往也会失去继续前进的动力。
相当一部分坚持到大学的出身平民阶级的学生，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需要自己安排学习生活，在经过高中的约束后，他们并没有养成勤奋的习惯，再加上家人不会给他们压力使其继续读书，相反地，淘汰机制会很快在他们身上生效，这一机制的主要原理就是将缺乏兴趣和自动放弃作为离心力。
作者必须承认的是，首先他拥有了这样的相对平稳的家庭环境，即使是在贫民区，他也得以不被家庭拖住学习的后腿。
他也没有陷入奇奇怪怪事件的父母，没有无法生存的弟弟妹妹，他能够活在他自己的爱好里，无论是早期的与“男子气概”者为伍，还是后来的沉迷于文学、哲学世界，他都拥有这样的选择权利。
当时，我刚刚开始沉浸在文化、文学、哲学的世界中，兴奋不已，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有机会得到这一切。
在他看来，读的越多，了解这个世界越多，他就越对自己的家庭与阶级感到羞耻。
随着学历的增长，他开始接触越来越多不同阶级的人，当他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之后，他会排斥自己，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来往会让他难堪。
在读过那么多的思想文学后，他宣称自己反对阶级分化，但社会阶级的概念同样深入他的心。
他开始疯狂地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不停地赞扬工人阶级，但如今的他明白，这或许更大的原因只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美化工人阶级，并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
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
作者确实在求学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了自己对文学和知识的热爱，基于这些热爱，他开始幻想未来自己如同这些作家和思想家一般，在大城市中过着完全不同的、属于另一个阶级的生活。
同时他也发现，自己所处的阶级无法给予他走得更远、离这些渴求之物更进一步的机会和资源。
于是他毅然走上了背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和阶级的道路，与故乡的一切划清界限，不愿谈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父母，自己亲戚的工作，修正自己的口音和用词，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上等社会的人。
真的能够逃离吗？
作者为了学业，毅然选择背弃了自己的家庭，那他有没有如愿通过大学教育实现阶级跃升呢？
很遗憾，没有。
作者确实成绩优异，从而得以一直升学。作者的家庭也给了足够的支持，在本就拮据的生活条件下，愿意供养作者读两年的大学——然而大学至少需要四年，硕士则需要更久。
好在作者凭实力以第一名拿到了类似教师预备队计划的奖学金支持，得以完成大学和硕士学业，这一切看起来都走上了正轨。但社会再次用它的固化打破了作者的幻想：
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份“助理教师”的岗位，也就是非正式的候补教师。我也没有办法继续深造以便进入大学工作，我明白这一显然的事实：只有“遗产继承者”，或者在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方面均属优越者，才能选择这一职业方向。我试图逃离自己的社会阶层，但这次它再次将我擒拿：我必须放弃自己的论文写作，放弃学术志向，放弃所有与这一志向相关的幻想。我所否认的、关于我身份的事实重新浮出水面，相应的社会规律再次作用于我：我应该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这直接导致作者产生了一种深深的阶级命运论调，他认为所有一切你以为你自己做出的选择，其实都是你的阶级和环境让你注定会选择的，好比学习成绩，好比选择的专业，好比是否要继续学习。
而最终你走向的终点，无论你怎么努力，也都逃脱不了阶级命运的安排。
相反！另一种宿命等待着我：我必须拉回自己的欲望以便它能与我的社会可能性相符。所以我必须抗争（首先要对抗自己），来适应学校生活，来为自己创造那些他人在出生前就已经被赋予的权利。对于一些优等阶级来说显而易见的人生坦途，我却需要独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己开辟道路，因为许多已经存在的道路对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开放。
带给他伤害的
说完阶级身份，作者开始回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同性恋者。
作者在书开始不久就开始在字里行间透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知道是认为这与成长环境的交织过程非常值得探讨，还是想要吸引目光，果不其然，到了后文，开始大段论述自己过往的同性恋成长经历与心理历程。
在前文中，我通过描述自己的求学之路，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奇迹”：就我的情况而言，实现这一“奇迹”的动力很可能就是同性恋。
到这里，作者也给出了为什么会从追求合群的男子气概，突然开始180转身投入到学习中去的解释。
和大多数人的青少年学生时期一样，在学校里，他发现了自己有特殊好感的人，从而开始我们都会做的一件事：本着爱屋及乌的心态，通过观察和模仿对方的行为，去了解和做对方喜欢的事情。
幸运的是，作者喜欢的人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学生”：喜欢学习，爱好文学与写作，温柔谦逊。虽然他也是个男生，但这没有影响作者让自己模仿着他去接近这些事物从而接近他。
再次幸运的是，这个男生没有在作者靠近的时候拒绝和排斥他，可能作者并没有傻乎乎的表现出什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能够明显发现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心态。
然而最终，这段年轻时的懵懂没有走到结局，甚至没有迈出寻求答案的那一步，就结束了：
友谊也不能很成功地逃脱历史的负担：一对朋友，就是两段社会史试图共存的过程，有时在一段关系的发展中，即便它很短，也是在阶级“习惯”的惰性作用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伤害。即便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和话语并不具有很强攻击性，也没有故意想要伤害对方，上述事实依然成立。
在作者看来，这依然是由于阶级问题带来的不可弥合的差距，虽然两个人并没有故意去伤害对方，但阶级带来的生活与习惯的巨大不同，依然会不停地给作者带来伤害，就如作者所说：平民阶级，最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
所以敏感的作者结束了这段懵懂的靠近，但对于文学的接触，让他发现自己并不如自己过往所想，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相反，他开始疯狂地阅读。
然而同性恋这一身份永远不可能只带来好的影响，无论古今，还是中外。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我们需要与自己的角色共处。即便存在众多不同的方式，它们也都会被打上相同的印记，这一印记来自越来越多的谩骂所形成的威力。同性恋并不是一个人们为了避免窒息而发明出来的东西（就像萨特在评论热内时使用的神秘用语），而是加诸我们身上的、迫使我们寻找出路以免窒息的东西。
我和班上两三个同学嘲笑学校里另外一个有些女性化的同学，将他称作“娘娘腔”。在侮辱他的同时，我也在间接地侮辱自己，最可悲的是，我模模糊糊地明白这个事实。但当时我却被一种不可抵御的想要证明自己属于“正常人”的渴望所支配，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自己并没有脱离“正常人”的群体。
事实上，笼罩我的整个文化氛围都在朝我喊“基佬”，或者是“娘娘腔”“鸡奸者”，或者其他卑鄙的用词，只要提到它们，我今天还会回忆起那从未消失的恐惧、伤痛，和它们在我精神深处印刻下的羞愧。我是羞辱的产物。我是耻辱的儿子。
即使作者不断地在阅读中寻求解脱之路，不断地寻求更加高层的问题去考虑和斗争，但他依然摆脱不了因自己同性恋身份而伴随的痛苦。
实际上，我每天都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我的容身之所，在这里与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我的生活注定是分裂的。
同样也是带给他机会的
阶级，和性向，让作者想要依靠文学和哲学实现阶级跃升之路，备受坎坷。
通常来说，这都会导致一个注定的结局：碌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最后还要穷困潦倒，无人送终。
因为即使作者拥有不俗的文学造诣，和跳跃的渴望。但他的阶级身份始终束缚着他。
即使他背离家庭，即使他不断地伪装成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与说话方式，现实还是会把他一次次地打回原地。
何况他还必须小心翼翼，害怕被人发现自己不同寻常的性向，以免被人嘲笑，落入更悲惨的境地。
但机会同样出其不意地来源于这一身份。
即使作者为自己的身份羞愧，但他依然是一种正常的、无法被身体忽略的欲望。
理性上，他们试图劝诫自己，最好不要成为这种人。而情感上，他们依然会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去琢磨如何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如何遇到伴侣，如何遇到朋友，如何遇到可以自由交谈的人。
因此当发现有一些特殊的街道，充满着他们这些特殊的人，积极地去寻找朋友、伴侣时，即使会冒着被发现自己长期隐瞒身份的风险（其他人也知道在这地方出现意味着什么），作者还是来到了这里。
正是迈出的这一步，让作者不断地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相同身份的人，去自由的交谈。而也正因为他们这种特殊身份所带来的特殊信任感，让他们的接触更加充满善意，和帮助。
于是作者开始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去成为记者，去认识其他同样身份的作家，去成为一名作者，成为他一直以来想要成为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一会在审视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自己的心态。
如今，宣扬自由，支持多样性和个性化，遵从自己的内心，成为大家的主导思想，好像要把曾经的羞耻变成骄傲，虽然社会从未让这一羞耻彻底转变。
这是一个将羞耻变为骄傲的时代……这种骄傲自始至终都带有政治性，因为它挑战了正常的标准以及标准化的体制。所以，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己的身份：社会秩序强加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漫长而耐心的努力，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侮辱和羞耻。
一方面，我承认并追求自己遭到侮辱的性取向，另一方面，我试图将自己从自己的社会出身中抽离出来。可以说：一方面，我成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另一方面，我拒绝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对我来说，两段变化是同时进行的……从根本上讲，我被两种社会判决所影响：阶级的判决与性向的判决。
是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永远逃不开社会的定则。
回归故里
现在我们知道，作者已经成功地成为了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成功地成为了大学教授，更成功的，可能是得以和他敬仰的作家福柯成为朋友，并在其死后，写出《米歇尔·福柯传》。
现在我们也知道，其实从小到大，有太多要素，来阻碍他成为他。
成就，到底是努力准备下的必然，还是际遇机会给的偶然呢？
回过头看，作者当初选择背离家乡，去追求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因此与父母兄弟决裂，不被原谅。
而直到父亲去世，他才知道，当他父亲在电视中看到他时，会骄傲的逢人便说，这是我儿子，甚至毫不在意儿子上电视是因为他曾经深恶痛绝的同性恋作品。
在整个行文中，作者的文笔一直都是冷静且克制的，好像他依然无法完全接纳自己的家庭，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父亲。
他一直在冷静地解剖自己成长的环境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以及自己心理的变化，甚至没有我们通常会有的自我羞耻感。我差点以为作者直到最后依然对自己的家庭和故土没有感情。
直到最后，作者说他在读一本类似的小说时，读到儿子得知父亲去世，他的双眼噙满了泪水。即使到这一刻，他还在自问：
我要哭了吗？为什么而哭？为谁而哭？小说中的人物吗？还是我的父亲？我很伤心，我回忆起自己的父亲，遗憾没能再见他一面。遗憾过去没有试图理解他。遗憾过去没有试图和他沟通。事实上，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
这一刻，我明白，读者明白，作者与自己，与父亲，和解了，即使稍嫌晚了一些。
我们都以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比父辈过得更好，以为自己完成了至少一小步的阶级跳跃，但其实与作者相比，起点既不够低，终点也不够高，也就没有这种视野性，来回顾和反思自己所在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己的逃离与变化。
我们觉得是自己改变了自己，让自己不同于身边那些没能换一个地方（或囚牢）生活的童年玩伴，但这未必不是时代的召唤，时代让一批它所选上的，符合时代特征的人，坐上它开的列车，到达它想要你到达的目的地。
是时代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驾驭了时代。
和大多数人童年的经历一样，叛逆思想，想要与身边人有相同表现的从众与被排斥的恐惧，让作者差点走上无数他这个阶级的人同样的道路。
他得益于向喜欢的人学习和靠近这一大多数人会遇到但少有人会坚持的契机，更多的原因是他真的在这其中发现了兴趣并持续地扎进去，才能不顾家庭和社会的阻挠，挣扎向前。
换句话说，知识，带来力量。
而我们，在看似已经拥有基础的知识之后，又要如何挣脱和跳跃，才能避免和大多数时代选中的“娇子”们，一起走上终日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思考与改变，最终发现被新时代抛弃的道路呢？
答案或许也并不是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当我们选择跟随时代的洪流之后，要等到我们跑到哪一刻，才能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家乡，和家乡中的亲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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