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里《皋陶谟》，《益稷》两篇，描绘了舜治时代君臣共治的对话的场景。可见汉以后提出的臣为君纲，是有违孔孟古义的。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谟》
禹说知人安民，尧帝和舜帝很难做到。这句话放在后代，某个臣子当作皇帝的面说，吾皇和先皇没法做到“知人安民”，虽然几乎说了事实情况，但恐怕也凶多吉少。
最后一句，“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因为前文说的君王必须谨慎自身，永远坚持自己的道德修养，明智仁慈，知人善用，“慎厥身，修思永”，“哲而惠”，就不用畏惧巧言令色的奸佞之臣。这个再讨论，既然君王足够贤明了，怎么还有奸佞之臣？这个可以存个疑。
禹曰:“都! 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 其弼直，惟动丕应。 溪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益稷》
禹对舜帝的劝谏更加激烈了，要谨慎，不能心动，思想纯正，居安思危，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度难关。
君臣共治，礼乐教化是主要的手段，但也需要用刑法惩治和威慑。所以尚书里讲“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前文还讲了“五典”即社会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还有一些社会公约之类的礼法，违背这些礼法，就是违背这些公约，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必然要接受惩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与上下，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天意是民意是通达的，人民的意见代表了天意，“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治理者需小心翼翼。
这时候可以解答奸佞之臣的问题了，君主惧怕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永远会存在的，在天意和民意间搬弄是非，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也需要这些人，考验自己的修德是否足够。
皋陶提出了非常苛刻的九德之说，几乎少有人可以达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有目标总是好的。孔子在《论语》里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德，礼，法，政，都是治国之要。古贤已经非常有见解了。
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谈治国还是需要从教育谈起。《学记》有言：“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预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圣人贤人可以深谋远虑，可以制订好的政策，对人民影响巨大，但无法根本改变人民。君子的工作就是通过教育，学习，“化民成俗”，让百姓可以理解这些政策，贯通圣人和普通人，使天意和民意通达。
“百姓日用而不知”，做君子和奸佞之臣是一个选择。不管如何选择，都无法违背自然和历史的规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自作聪明之徒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天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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