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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与温柔: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解读--《菊与刀》

暴力与温柔: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解读--《菊与刀》

作者: 狐狸的帽子 | 来源:发表于2020-06-08 17:58 被阅读0次

    今天给大家带来由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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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代表恬静淡然;“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代表刚烈残忍。作者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历史上最懂日本人的作者,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第一书。

    日本人既好斗又非常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他们的士兵既服从机器人般贴的纪律,又具有反抗性。

    古怪而神秘的日本人,矛盾而复杂的性格,令人咋舌。这本书带我们探讨日本人何以成为日本民族,他们对生活怀有的基本观点、处事方法与别的民族究竟有何等迥异之处?

    这里我们从全书中挑选出三个最能体现日本民族性格特点的章节,分别是社会等级制度、义务与情理、感官的世界

    (一)社会等级制度

    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虽然经历了各种变迁,但从未破坏其社会结构,其社会模式是永不更替的。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天皇是日本统一的最高象征,超越国内的一切纠纷。

    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秩序井然,每个人的地位凭世袭而定。日本人的座右铭是: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天皇贵族之下,有四种世袭等级:武士、农民、工、商。武士和平民(农工商)各属不同的阶层,各有其法令、规则、统治和相互的义务。武士保护农民,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年贡米作为俸禄。农民履行上缴40%的收成、承受强制性劳动的义务,受到武士的保护。以为天皇效忠为首,各个阶级相互履行义务,严守本分,谨小慎微地使用自己的权利,无条件服从上级和长辈,体恤下属和晚辈。

    这是日本人所喜爱并信赖的缜密行为规范。只要遵循这些规范,就能得到保障和安全感;它允许对非法的侵犯进行抗议,并可加以调节以适应自己的利益。

    说到抗议和调节,不能不提在德川统治的200多年中全国发生的至少1000起叛乱。这种叛乱都是由于种种新增赋税。忍无可忍之时,农民成群结队请愿,冒生命危险给幕府呈递状子。幕府收到状子即刻宣判,判决约半数对农民有利。多么公正仁爱的政府啊!

    但是,日本人的神逻辑来了。幕府将军对农民申诉的判决并没有满足日本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抱怨也许是正常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可取的,但是农民领袖逾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触犯了必须忠诚这一法令。不管出发点如何,也必须被处以死刑。受刑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于刑场,也不会暴动。行刑后会为亡者修祠,把他们尊为烈士。这就是法令和秩序。就连慷慨赴死的农民领袖也会认为,自己既尽到了维护农民阶层不受伤害的义务,也保全了对天皇和国家法令的无条件忠诚。

    强权等级制下的日本,它对日常行为的最小细节及个人所谓地位都有明确规定,拿孩子出生来讲,分娩时女人不能喊叫以免让人知道,婴儿出生后头三天不喂奶,刚出生的婴儿无论怎么哭闹、也必须严格遵循授乳和睡眠时间表。日本人的克制、隐忍可见一斑。

    (二)义务与情理

    日本民众为什么这么服从统计者的命令,甘心压抑自己的天性而逆来顺受呢?这就要从他们的价值观讲起了。需要强调的是,日本人把“恩情债”放在生活的首要地位。

    日本人觉得个人得以生于这个国家,得以如此生活,皆拜天皇所赐。一个人必须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来接受这种恩情债。人们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那里受恩,父母之恩,老师之恩,主人之恩,陌生人的恩情等等。父母之恩,意味着子女们任劳任怨工作,服从父母,而父母有权支配子女。老师和主人之恩,意味着将来某时候当老师、主人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或在他们死后不遗余力地对亲属给予特别关照。对日本人来说,“恩”是重负,“恩的力量”远超受恩者个人意愿。

    对于恩情债的回报,日本人把它们分为两种:一种是数量及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无限报恩”称为“义务”;一种是数量相当、需在特定期限内还清的,这种称为“情理”。

    父母之恩和天皇之恩的报答被称为“义务”,分别称为“孝”和“忠”。相较情理,义务更像是履行与生俱来的责任。

    情理则是为避免是人非议而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报答情理充满了不快。情理分为对社会的情理和对名誉的情理

    (1)社会情理包含了对近亲的责任、受恩于他人而报答的责任、同一祖先的非近亲的责任、终身对配偶的家庭履行契约义务的责任。

    举例来说,年轻的儿媳对婆婆的情理尤为繁重。媳妇是以外人身份进入这个家庭,她的责任就是了解婆婆喜好,然后依此行事。通常婆婆会宣称儿媳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年轻的儿媳表面温顺,忍气吞声,忍受情理带来的折磨、痛苦。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温顺的儿媳不会真正变得温顺。到了晚年,她们变成苛刻的婆婆,百般挑剔儿媳的不是,享受这份情理赋予她的权利。而丈夫对岳父母的情理也很可怕。如果岳父母有经济困难,女婿必须借钱给他们,还必须履行其他契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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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理的准则十分严格,必须回报。受情理所迫的人自己也觉得他不得不答应,他会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的情理有个坏名声。”舆论的压力迫使人们违背意愿而履行情理。

    (2)对名誉的情理,是保持某人的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它包括:维持各种繁复的礼节各得其所,能忍受痛苦,维护自己在专业或技能上的名声。对名分的情理还要求消除毁谤和侮辱,因为毁谤使美名受损,从而应该洗雪。必要时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中国人把这种对侮辱中伤过度敏感的人称为“小人”,而日本人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是高尚理想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为何易怒、报复心强。

    对名誉的情理既包含了这些侵犯性行为的洗雪复仇,也包含了沉着节制的行为--忍受痛苦、自我节制。妇女分娩不大声叫喊,男人勇于面对苦痛和危险。当洪水向村庄袭来,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收拣生活必需品然后寻找高地,不许哭喊,不许惊慌失措。台风暴雨来袭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

    再比如,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讲述了自己的往事:他出身于一个武士之家,但家道中落十分贫寒。小时候他的睾丸被抓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着刀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哭一声,我就让你死,至少这样死不会使你蒙羞。”

    另外,所有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名分的情理”有关。例如许多学校的校长因为学校失火而引咎自杀,尽管失火导致的天皇挂像与他毫无相干。再例如,今年的2月1日报道,日本开始撤侨后,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确诊病例增加,该名官员疑因疫情办事不利,自认为给国民带来了灾难,感到内疚而自杀谢罪。工作上出现的失误,会招致他人的不满和批评,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和家族的清白,以死谢罪,换取死后的名誉恢复,在日本是可敬、有意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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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的情理对人的严格要求从小在日本人心中播下了自我防御、恐惧失败的种子。对于竞争、攻击、羞辱,每个人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它当做激励,鞭策自己做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面对失败、诽谤和排斥时的弱点,使日本人更容易折磨自己而不是别人。他们把对拒绝的恐惧引向内心,使自身收到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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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观念是精神高于物质,尊严的清白和忠孝之道远高于生命。日本人过着洁净无瑕的生活,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美丽而静穆。而“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掷的泥污,只要它一直粘在身上,你就不可能纯洁。所以才会有频繁的复仇和自杀事件。这正是菊与刀的矛盾与统一之所在。日本人坚信,合理的自杀可以为他洗除污名,并在身后赢得好评。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他们书写自杀和美国人书写犯罪主题一样,都能从中得到快乐。

    (三)感官的世界

    听完前两个部分的介绍,你可能会觉得日本人活得如行尸走肉般,十分痛苦压抑。确实他们的生活压抑沉闷,令人窒息。但是,你再想,日本的温泉、色情行业、书画、茶道、插画、音乐、漫画,哪个不让人津津乐道呢?这正是--日本人的感官世界。

    日本的道德准则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谨小慎微,一言一行都置于旁人这面“镜子”下,不得有任何逾越。但是,日本人认为自我欲望的满足是件好事,他们追求享乐,重视享乐,只要不干扰人生的重大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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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最喜欢的身体上的小快乐是洗热水澡。吃饭、睡觉和取暖一样,既是日本人所喜爱的享乐式放松,又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性格高度紧张,但他们却能轻而易举地熟睡。在军事训练中,上尉不让士兵休息,并回答:“他们已经知道如何睡觉,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不睡。”日本人认为,如果能够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会因精神胜利而增强。

    而在性享乐方面,他们泾渭分明地把属于妻子和属于性享乐的领地分开,两个领地一样开放,正大光明。在选择配偶上,他们盲从父母而结婚,在日本婚姻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以让家族得以延续。在婚姻之外,道德观允许他们供养情妇,光顾艺妓或妓女,甚至对同性恋也被认为“人情之一”。妻子并不阻拦,只把丈夫的这种行为当成次要的娱乐消遣,和搓麻将一个道理。妻子不能像丈夫那样包养情妇,却被容许ziwei。

    酗酒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的感官”。他们认为,饮酒是一种正常人不会拒绝的乐趣。饮酒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排斥醉酒的人。

    以上的对“人的感官”的态度都源自日本的哲学思想。日本哲学认为,肉体并不是罪恶的,享受它可能带来的快乐是无罪的。日本人始终批判把恶作为一种人生观。人有两种灵魂,但不是人的善的冲动和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民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温和”的时候和“粗暴”的时候,没有注定一个要上天堂,一个要下地狱。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都是必需的、善的。

    在我们看来,这种把“人的感官”快乐当做赐福似乎会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如我们所知,日本人把生活的最高任务规定为履行义务。他们完全接受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做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对他们而言,幸福只是一种消遣,但如果郑重对待,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日本人经常在履行“忠·孝·情理”的义务时,感到强烈的痛苦,这是他们意料之中的。这使人生艰难,他们早有心理准备。他们总是放弃那些他们认为绝非罪恶的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在日本是最受尊敬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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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日本人的这种立场一致的是,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很少有“大团圆结局”。美国观众喜欢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希望英雄主角的美德能有所回报。日本观众则泪流满面地看着男主角的悲惨结局,可爱的女主因为命运的转折而被害。这样的情节是晚间演出的高潮,正是日本人去剧院想看到的。不需要圆满的结局,只需唤起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的同情和惋惜。主人公的苦难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表明他们为履行义务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无论是遗弃、疾病还是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道。对日本观众来说,所有银幕上的人都在尽力回报别人对他的恩惠就够了。

    写在最后:

    如果你尝试去涉猎日本文化,你一定会痴迷于日本的音乐、游戏、动漫、漫画、文学、影视作品的一种或多种。对于我而言,我沉醉于日本音乐、东野圭吾的小说。日本人十分善于刻画人物内心的细节,作品中充满了自我表达的张力。在痛苦和卑微中期盼渴望,在快乐和阳光下却恐惧害怕。快乐的时候预见到悲伤,在绝望的时候升腾出希冀。这种矛盾丰富的情绪,被日本艺术家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我今天,终于稍稍理解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态度。我感到很幸福。

    我想,正是强加在日本上的责任义务太多,天灾人祸不减,分分秒秒相伴的痛苦让他们更多的深思。在唯一不被设限的感官世界、精神文化中自由地表达,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快乐。他们对精神层面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物质世界,一方面,精神的洁癖让他们对名誉的受损十分敏感,不惜以命相搏;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生活无比丰富,追求心灵的修炼,对纯洁与美的渴望,才让他们创造出艺术美、精神美。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喜欢日本文化的小伙伴一定要拿来细品。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特性,越是理解思维方式的差异,就越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美的体验和情感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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