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任何与日本相关的书单上，《菊与刀》一定是榜上有名。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被称为“比日本人更了解日本人”。《菊与刀》产生的契机，其实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委托作者做一个关于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作为二战后制定对日本政策的依据。自1946年出版后，《菊与刀》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并首次掀起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
作者观点中肯，运用人类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探究日本民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些评论家批评书中对日本人的印象有些刻板,没有区分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但这些不能否定这本书在日本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它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正如文中所叙述的那样：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黜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有具有反抗性。”
这种矛盾的性格，无论是在日本电影，抑或是日本文学中，都可见一斑。
因为是一部学术著作,部分章节读起来略显苦涩，花了一周的时间“啃”完这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作者作为人类学家研究日本文化的方法论。
一、保持中立、包容的研究态度
能看出作者对部分日本文化是不认同的，但这并不妨碍作者使用中立的语言、语气来写作这本书。一味地谴责对方的确很容易，但是要通过敌人的眼睛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活，则困难很多。
书中分享了日本发生的很多荒诞离奇、不合情理的故事，比如一个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已死去很久，却凭着精神的力量把飞机开回来，并向指挥部做报告。作者作为一个美国人，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和信念置之不理，并斥之为贫穷民族的自我安慰，或者上当受骗者的幼稚妄想。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恐怕就没有能力对付日本人了。
作者没有抬高美国式民主、自由，贬低日本文化，并透漏着种族优越感。作者遵循文化相对主义，时刻避免着民族中心主义。
二、时刻保持着自省
日本的《取缔奢侈令》规定了什么阶层的孩子可以玩什么样的玩具。对此，追求平等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本尼迪克特却指出，美国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玩具其实差异也巨大，但人们并不质疑这种基于金钱的约束规则。她不断把日本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做对比，并时刻保持着自省。她也没有极力推销美国式民主，相反却谨慎地告知美国人：鉴于日本特殊的文化背景，西方制度对日本重建和平国家未必那么有效，普选也顶多起辅助作用，而美国人如果把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日本人，则必定为失败。
三、挖掘二手信息，科学利用间接研究方法
人类学研究几乎都离不开掌握当地语言和在实地中的参与性观察，但由于时间紧迫和受到战时国际关系的局限，本尼迪克特没有学习日语，所用素材也都是访谈、传记、小说、电影、广播等二手信息。但令人钦佩的是，她对日本战败后短期状况的预言几乎都被证实是正确的。
人类学家的这种方法论，不只是可以用来写作上，也可以用在识人辨人上。不迷信主观感觉，保持中立、包容的态度；遇到自己不认可的观点、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不要否定、抱怨，要保持自省；再缺乏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充分挖掘二手信息，构建立体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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