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计划的计划

地铁还是没了，在和工作人员确定之后，做好再一次走路回家的准备。布袋里的东西并不算轻，一本厚厚的早上装进去的《海边的卡夫卡》，还有两件刚刚在古着店收获的战利品。脚上还穿着一双不适合走路的高跟鞋，有些无奈的摇摇头，转身走出蓬皮杜地铁站。

地铁站门口停着一辆花里胡哨得有点熟悉的自行车，挂的都是些琳琅满目的小玩意，米老鼠头饰，闪着灯的圣诞帽，稍显劣质的毛绒玩偶。自行车前的人虽然背对着我，但那披散着的头发和西部牛仔式帽子让我一眼认出这位老朋友，flower man。好久没见到他了，原来是换地点了。在街上认识的朋友，又在街上重逢了，巴黎的街就是有这种魔力。

我决定上前打个招呼“hi ，flower man！”他回过头来，似乎并不是很惊讶，“你好啊，好久不见。” 他每天都在街上工作，应该习惯了在街上交朋友，巴黎热闹的街道就这么多，碰到熟人也不见怪。“这次该和我喝杯咖啡了吧。”看出来他很期待和我交谈，上次时间不巧，这次我也并没有什么着急要做的事，除了要走路回家。“没问题。”我爽快的同意了。

恰好旁边就是一个小咖啡馆儿，我们在外面的小圆桌坐了下来，一种很巴黎的方式，只有在巴黎，可以随处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喝咖啡不是重点，随时可以停下来才是。停下来聊天，停下来休息，看看来往的路人。满街的咖啡馆便是法国人慵懒的最好证据了，喝咖啡给了偷懒一个最光明正大的借口。如果法国人没有咖啡，英国人没有红茶，土耳其人没有水烟，我确定他们会疯掉。

flower man 点了两杯浓缩咖啡，他和我一样，不加奶不加糖，两个人看来准备聊一个很苦涩的天。“你最近好吗？”他问，每个好久不见的人都会这样问。“不好，也不坏。”我回答到。 他的英语也不是很好，只听到我说“不好”，便很担心的问我怎么不好。给他解释起来“不好不坏”好像并不容易，于是索性就说些不好的。

比如最近总是阴天，碰到一些并不如意的事，感冒，一会要走路回家。他听了之后立即向我表示他的关心，并告诉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2 点 3点 7点，早上 下午 还是晚上，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以打给我。” 真的是个flower man。 说完，他又回到他的自行车，拿了点东西回来。原来是拿了一张他的cd专辑，还有一袋饼干。我看了看专辑上的歌名，第一首歌叫做“can we have life again？”，生命当然只有一次了。“试试这个饼干，在美丽城的中国超市买的，应该是你的口味。” 

我尝了一小口，柠檬奶油味道的饼干，在苦涩的浓缩咖啡的对比下显得极其酸甜可口。“you are so sweet。” 我对柠檬饼干说，也对flower man 说。他看到我喜欢也跟着高兴起来，说了些最近工作上的事。比如最近生意很好，圣诞节那一周卖了900多顶圣诞帽。“900 多顶帽子？”听到这个数字还是很惊讶，因为据我这两次观察，他的摊位前并没有什么人停留。“是啊，圣诞节附近的时候，有的人来了买10顶 ，或者更多，这样累积有900多顶。”

说着他还拿出了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上他在弹着吉他唱歌，后面是三个戴着圣诞帽的女生在跟着唱。“这些都是我的客人，有时候卖了帽子，我们就一起唱歌。” 他很自豪的说这些。听着他说这些街上工作的小事，都是些平淡又日常的，却好像藏着些关于生活的重要秘密，吸引着我想一直听下去，听下去就觉得心情平静。

但我还是决定要走了，周五的晚上，想留些时间给自己。他听到我要走，很是不舍，又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可以在街上和他一起卖卖小东西。“我不知道明天的事，我们明天再说吧。”  做的计划经常被打乱，于是不再对做计划有太多的期望。随缘就是计划。就像今天没有计划走路回家，也没有计划在走到蓬皮杜的时候碰到flower man，但我很确定我们的碰面就是在某种计划中，只是不是我计划的。

我还没有计划在走路回家时抬头看到一轮又低又圆的满月，但似乎每次走路的夜晚，月亮都比平时特别些。耳机里恰好播放起了德彪西的《月光》，今晚这刚刚好的一系列事件，是谁计划了呢？我明明什么也没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