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篇文章中，我稍微梳理了学习的步骤，目标和境界，那么我在本篇文章将论述的是关于知行的关系。毕竟学到了东西也就是“知”了，知和行又是密不可分的。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大概意思是说：孔子说：弟子们在家中的时候就应该孝顺，对于兄弟就应该悌，对朋友要信，进而要泛爱众，亲仁如果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余力，再去学文。
可见在孔子的这一段话中，知和行的关系是先行后知。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一段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说的，意思是说在看到了圣贤以后就会朝向，对父母能竭尽全力，对君王能够奉献生命，和朋友交互，能够以信为先，就算他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会把他当做是学习过。
可见在此下这里仍然是先行后知的关系，我们能够对父母竭尽全力，对君王，奉献生命，对朋友，言而有信，这些行为都是可以在我们未学的时候做到的。
可是在《中庸》中又记载着这样一段话：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大意是说：要先让自己的学问渊博起来，然后再审问，慎思，明辨（就好比学而思自己撕的过程，或是愤悱的过程。）只有在经历完了这一切之后才能去笃行，也就是坚定的走下去。
很明显在这里知和行的逻辑关系就变成了先知后行，而不是以前的先行后知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王阳明说的：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以有自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可见在王阳明的语境中，知和行的顺序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便是知行合一。
首先我们明确的是，后两个人的观点很明显是不冲突的。虽然在《中庸》中说应该先知后行，而王阳明所讲的是知行合一，可实际上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是实践中的顺序，而《中庸》中所讲的先知后行则是逻辑先后。实际上在王阳明那里，知行的逻辑先后顺序也是先知后行，正是他自己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那么《中庸》和王阳明所讲的观点和前面孔子和子佳说的话，为什么又看似是冲突的呢？那么为什么看似这三个“人”的观点都是冲突的呢？实际上仍然是不冲突的。我认为主要是他们对知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
孔子所说的话和子下所说的话中的行实际上都代表着自己内心中的仁心，而这样的仁心是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的，并不是通过学习得到的，而是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擦拭就可以得出的，因此我们才应该先行，行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仁心，而后面该学的才是和老师所学的关于天道的知识关于“志于学”的方式。
而对于阳明和《中庸》来讲，他们所要行的实际上是通过“知”得来的东西，也就是天道，所以他们才会先知，然后再行。
实际上因为他们对于行的东西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才会导致他们所说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可实际上他们本质上都是儒家的体系，因此他们的观点也是基本相似的，只是所处的语境和环境不同，才会说出看似如此不同的话语，就好比在学而思中，孔子在当时的语境中所要行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而不学习就可以得到的，而王阳明和《中庸》所讲的则是要通过学习思考之后才能行出来的。
那么在看完了这么多人的观点以后，知和行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便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即可。
首先我们应该通过“志于学”的方式，通过学而思的方法来领悟到道，最终再通过行的方法，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用出去。
那如果我们只是学，而并不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用出去，那叫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句型而没有所知的，那又叫什么呢？实际上阳明给出了很好的解释，那便是，只有行出来才是真知，如果只行不知那便是莽夫。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在知道了真正的道以后，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儒家所讲的就是实践哲学，就比如孔子就曾周游列国，不仅是我们熟知的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可是在我们知道之前，就一定不能随随便便的去乱搞，这样也是一定会惹出来麻烦的。
那么在知和行中间哪一个更重要呢？实际上是一样重要的，因为知和行缺一不可知行必须合，一单独有一个那都不是真的。
最后要问的问题是在知和行中哪一个更难呢？实际上都是很难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知和行都一样重要，只行不知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山野莽夫，在子路拜入孔门之前，子路也是一个只行不知的人。
那有没有知道却不去做的呢？那就可以举出宰我这一个例子了。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孔子说最开始自己听到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他一定会做出来，可是后来才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也正能印证我上面所说的纸质不行的人大有人在呀。
那么宰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在先前很明显是说过，自己就要好好努力的学习，不浪费任何时间，可是却白天睡着才被孔子批评的，这个时候他就是只知不行的。
这便是知与行的关系，缺一不可，同样重要也同样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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