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新时期”聆听顶级大师们侃文学

——1985年春在北京爱智山庄亲历群英传道

   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碎了“文革”及其前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该运动的参与者中，颇多作家艺术家，而这些人又是其间和其后的受益者。80年代前期勃兴的“新时期文学”（这一时期被文学史界称为“文艺新时期”），其创造者多半即是这一批先行者。1985年3月初，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研究所录取为首期文学评论进修班学员。

“文艺新时期”聆听顶级大师们侃文学

    一．进修班于3月14日至4月13日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县上苑乡的爱智山庄举办。学员90余人，来自全国25个省市，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21岁，35岁以下的青年占一半。他（她）们大多是高等院校文科的讲师、助教、研究生，文艺期刊和学报的编辑，宣传文化科研部门人员和文学评论工作者。学员都在省级及国家级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学评论，有的还出版过专著。

   担任授课任务的多属大师或“新时期文学”的健将，有的还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鼎鼎大名的刘宾雁、刘心武、刘再复，著名学者严家炎、柳鸣九、林非、袁可嘉、胡经之、吴祖光、蔡葵、钱中文、唐弢、朱寨、吴小如、袁良骏、黄修己、袁行沛、黄式宪、邵牧君、鲍霁、林克欢、朱虹、王富仁，评论大师荒煤、张炯、谢冕、顾骧、洁泯、陈骏涛、曾镇南、何西来、樊骏、黄子平、李陀等40余人，均先后到场作了讲座或双向交流。

   讲座和交流的内容，有当时甚为新颖的文学评论与研究之思维空间的拓展问题，文艺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文学作品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与一元化问题，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态变化问题，也有对此前恒定性研究对象、成果、结论重新评估和认识的话题，如我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鲁迅研究及其历史，中国小说发展史，西方现代派研究，萨特研究，苏联小说创作现状、西方电影发展史，以及我国散文、诗歌、话剧、长篇小说创作经验与教训等等。

   进修班以讲座为主，兼以双向交流、学员讨论和观摩社科院文研所各研究室。一个月中，除休息了三个星期天以外，其余时间均安排得满满荡荡的，使我们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成，事半功倍，感觉肚腹中一下子装满了最前沿的学 问。爱智山庄坐落于丘陵的半坡之上，教室、寝室、食堂都是错落有致、相对独立又互为映衬的尖顶瓦房，我们学、吃、住和活动起来甚为方便、舒适，这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学习效率。授课教师大多在最后留有与学员们交流的机会，一般都是学员递问题条子，老师逐个解答或对话。讲得最活泼因而最受欢迎的是刘宾雁，最切合创作实际的是刘心武、张炯、谢冕，最切合评论、研究实际的是刘再复、李陀、曾镇南、陈骏涛、何西来、黄子平。

   爱智山庄附近有一座水库、一大片柿树林，我们每晚必走出山庄，三三俩俩到这两个去处去散步，夜晚举办各种不同专题的报告会讨论会，散步和报告、讨论的所思所谈，均为白天老师所讲之课题。一位老师讲半天，讲授、交流完毕后即由主办方送回了城，因此学员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也就处于思索的完全自主自由状态，这让我们受益匪浅、久久感念。文研所仅一位姓范的老师留驻山庄，名义上是“带学员”，实际上他没管过我们，每日从早到晚都在为我们服务，喊起床、进餐、上课，包括帮学员做电话传达（那会儿学员们都没手机）和邮件分发，都是他包了的。

   进修班教室挺简陋的，四壁白墙，近百把金属折叠椅，一块黑板一个讲台，别无长物。可这并不影响进修的深度和档次。第一堂课，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则是被刘再复带着一下子登上“直升飞机”，云里雾里冲上了九霄。先照例举行了开学典礼。当然是由新任文研所所长刘再复作讲话。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国字脸上气色很好，只是好像在开始发福，脸庞过于饱满，因为他才43岁呢。斯文，儒雅，但起初稍显拘谨，切入正题后即谈吐自如并渐入佳境。他从社会变革讲起，历来的社会变革分三个层次：经济变革、体制变革、观念变革。观念变革就包括文学观念变革。从哪里着手变？一是思维方式，二是研究（创作）方法。过去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由政治法庭替代了审美法庭，现在要变革，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让文学批评回到其自身中去，用审美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批评，用审美的符号和创造来判断和表现。文学批评是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一种美学发现的艺术表现。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特点，一是审美法庭，二是审美再创造，三是文体家。文学批评家应是“专才”，举凡文学艺术各方面要无所不懂；还应是“通才”，大凡社会科学各领域要全面了解；前者属纵向的，后者属横向的，二者兼备了，就是“T”型人才。然而，值此信息爆炸的世界，我们的文学批评家还应向更高的领地攀登，力争做个“越过地球思维模式”的“干”型人才。

   听了刘再复的讲话，可想而知大家该是多么兴奋，对刘老师又该是多么敬佩。双目生怕多眨一下，为的是不让刘老师的形象从我眼里“溜”走，恨不得将其装入心怀里。我把刘大师树为偶像或说欲终生追随的“明星”了。刘老师已然过早地谢顶，也许是为“整洁、完美”计，他将左侧的头发蓄长，卷过来向头顶压过去，巧妙地遮蔽了谢顶的部位，看起来即一漂亮的“分头”。连此“分头”我也崇拜，几年后我脑袋开始“沙漠化”，蓄的便是“刘师发型”。觉得刘老师把我架上直升飞机，“呼呼呼”地端直往天顶“刺”去，不仅目不暇接、昏头晕脑，而且面红耳热、恨不能欢蹦乱跳。典礼结束，刘老师被学员们团团围住，微笑着解答学员们争先恐后提出的问题。关于小说的发展，他说：世界小说已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故事情节化”、“人物形象化”，如今表现为“内心世界审美化”。关于作品的内涵，他说：重要的是思想，我们读书，其实就是读思想。作家、评论家、理论家，都应该是思想家，起码应做个思想者。他透露：“三中全会”前后兴起的那场震惊中外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那场讨论中的绝大多数文章，就是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写的。

   二．没容刘大师把我们所提的问题解答完，范老师在外面“噹噹噹”摇起了上课铃。大师一刻也未休息，即为我们上起进修班第一课：《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他说：文学家应该是一个民族里最有思想的人，其思维空间应该非常开阔，思维应该非常活跃。可是，几十年以来，积极性思维（其研究方式是建设性的、理论是正面的建树、文风是科学的）受到批判或扼杀，消极性思维却愈来愈多、愈来愈走俏。历史上的消极性思维，令我们的思维空间愈来愈小、愈来愈窄。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拓展其空间。拓展思维空间，就须培养我们建设性的文化性格、创造性的文化性格和开放性的文化性格。接着，他以一种欣慰、赞许的口吻告诉我们：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的这几年，我国文艺界思维空间的拓展，出现了四个好趋向，一是由外到内，即由着重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转移；二是由一到多，即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即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三是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即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使文学研究既建立在研究作家作品的坚实基础上，又超越了一般的作家作品论；四是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不断吸收外来的尤其是西方文论的养料，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包括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这四种趋向表现出我们的文艺研究者思维空间在不断拓展，并逐步形成了四种更可贵的眼光，即更深邃的眼光，更辩证的眼光，更广阔的眼光，更开放的眼光。

   边听刘大师讲，我边以自己几年的文学评论实践来“照镜子”，嘿嘿，原来我还处于蹒跚学步的婴幼儿阶段，或者说还“趴在地上在玩泥巴裹儿”呐。我的已发表的十来篇文章，无一不是从外部的、社会历史的角度在“说事儿”，无一不是孤立地、封闭地就作品在论作品。其实，就我目力所及，文学刊物及报纸副刊上的大多数文学评论，其“路子”与我的也大同小异。如此看来，我的感觉真没错：刘师在天顶，我们在泥淖，云泥之别啊，听他“灌输”，自然如坐“直升飞机”！

  刘大师继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壮阔的图景：突出反映这四种趋向的具体表现共有七个方面，一是文艺美学的发展使文艺研究从外部向内部掘进，二是文艺心理学使文艺研究不断地向人的内心世界深入，三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四是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的引进方兴未艾，五是运用系统方法研究文艺现象的尝试渐露头角，六是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互相渗透已开始，七是侧重于宏观考察的综合研究已进入实践。

   都是新术语，都是新观念，都是新理论！我们被撑饱了、灌醉了！进修结束后我作初步“反刍”时，才发现刘师此次所讲还不是他独创的新理论，而仅仅是他对文艺研究现状的一个独到的概括或独特的发现。讲课之后的几年里，刘师自己独创的一系列新理论才陆续推出：《性格组合论》，《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论文学的主体性》等等。他的这些长篇宏论都醒目地刊发在大报大刊名报名刊上，而且每刊出一篇必在文坛激起强烈反响。我尚未来得及将其讲座内容消化完，他的这一系列新理论又赫然展现在我眼前，令我手忙脚乱、只能暂且囫囵吞枣，留待日后细嚼慢咽。看来，坐直升飞机虽刺激、痛快，肚腹却不大好受啊。

    三．当代中国，刘姓人士一旦为文，定是出类抜萃、名扬九州，也许他们有着与姓氏俱来的文学基因吧。进修班上的授课老师中，我最崇拜最喜爱的，就是三位刘姓大师：刘再复、刘心武、刘宾雁。刘心武当时与刘再复是邻居，二者的年龄看起来也差不多，四十刚出头的样子。外表上看，刘心武仍然是一副中学教师模样，而刘再复则是典型的学者风度。刘再复讲的是最前沿、最尖端的理论，与其相反，刘心武恰恰谈的是最切近、最实际的实践——他自己的创作之路。

   他从刚刚访问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见闻谈起。他披露：中国当代文学在那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一位文学博物馆馆长曾当面问我：“谁是鲁迅？”德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在圣诞市场卖甜酒，遇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大吃一惊：“咦，中国有作家？”刘心武说他访问途中曾多次遭遇这种窘境，这迫使他思考：我们的文学究竟差在何处？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学最缺的是多元化。

   他检视自己的创作来路，发现他第一阶段所写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那时走红是占了时代的便宜。因为那时的作家们尚未被平反，不可能写东西或写了也没处发表，知识青年正忙回城，有文才的知青也无暇从事创作。他自称，《班主任》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过客，但它没甚审美价值；《爱情的位置》直奔主题，更显幼稚（闻听此语，我心里极不舒服。当年为赶早读到这个中篇小说的每期连载，我每日一到中午就甩开手中的活计，颠颠地一路小跑到村小学，因为骑自行车的邮递员马上就要送《中国青年报》来。可以说因为有了《爱情的位置》，每日中午我都像在过节。读过之后，总是被好友抢去捧读，好友的好友再读，然后又总是被我不顾情面地抢回来，一页页一期期地珍藏起来）。他接着坦承：但我得名，又全亏得这两篇东西。瑞士、瑞典、日本、苏联、英国都有《班主任》译本出版。瑞士一家纯文学杂志编发《班主任》时称：“说实话，发此小说并非出于它的文学价值如何之高，而是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真正文学的到来”。

   刘心武说他创作的第二阶段自《我爱每一片绿叶》始。其时他已意识到“再写《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就混不下去了”，才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是文学？”他得出的结论是：“表现人、人的情感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他写了《如意》、《立体交叉桥》，赢得了许多读者，在外国也有了一定影响，可中国评论界却慢慢疏远了他。刘师如此一说，我迅即脸红起来，不为我自己，因为我还远远够不上“中国评论界”的一员，而是为与我一同坐在台下的学员们，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堪称此名、负有此责的。当然，从对所述两篇小说的个人评价上讲，我也是犯了同样的“低级错误”的，我一直是把《班主任》、《爱情的位置》视若经典、将《如意》、《立体交叉桥》当作刘师的平平之作的，不过，刘师并不可能窥见我的这个“历史丑迹”，因而我还不需为自己赧颜。

   刘师创作的第三阶段，标志性作品即长篇小说《钟鼓楼》。对《钟鼓楼》，评论界及文艺界领导的误解颇多（又是评论界所犯的“低级错误”）。刘师苦笑道：《当代》1984年5、6两期全文刊载《钟鼓楼》之后，文坛及社会上反响强烈，主要有三种反应：一类不屑——“你思想挺解放的呀，可你写得很陈旧、保守，缺少现代意识啊；二类轻视——你就写了些北京民俗咋，无非又一幅《清明上河图》，是步汪曾祺、邓友梅的后尘嘛：三类不解——你这东西是什么玩艺儿？像小说么？此时此刻，我们面前的刘心武一脸的委屈，掺杂着真诚的乞求：理解理解我吧！刘师倾诉道：我追求写一个中国还没人写过的东西。写1982年12月12日一个上午北京北城的事情。反映现实生活，是“造型的现实主义”。要的是逼真，即“精密现实主义”，类同于油画《父亲》。（呵呵，学生我如今给这类创作方法取了个名，名曰“新自然主义”或“自然的现实主义”，不知科学否）小说所用的材料，全是真实的东西，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是我作过详细调查的。说我“写北京民俗”，“写京味口语”，都不错，可这些都是作为我写真实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并非全部啊。

   刘师继续倾诉：我追求以小说来参加人类文明演化史的编写。记录1982年12月12日上午北京北城的文明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物心理状况。国外有批评家问我“你是受了《尤里西斯》的影响？”我老实回答“我哪里读过哟，因为中国至今尚未把它翻译过来呀。”刘师此追求对我的影响倒是相当大、相当深远的，时隔近20个春秋之后的学员，我创作长篇小说《玄洲太息》，即力求再现出中国江南一个长江之洲上，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几年里，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尤其是农村民主文明和农民生存的现状。这就是我《玄洲太息》的“独一份”，我要写出目前别人还没有写过的、今后别人也因时过境迁而不可能写的唯我才有的东西。这东西试投几家出版社的遭遇，说明我比当年刘师之《钟鼓楼》的运气差多啦，当然，其间也有我的东西差多啦的原因呢。

   刘师的第三个追求，是“倾向的隐蔽性”。他讲：我的这小说肯定是有倾向的啊，甚至也有政治倾向，但我的倾向是隐蔽的。鉴于文学史上的教训，我不想给我的人物定格，更不想定性。高超如柳青《创业史》者，即犯下了此错误，留下终生遗憾。为这小说，我准备了2年，写了3年，我还想它能再版、流传（现在看来，他的目标是圆满实现了，《钟鼓楼》不仅一再再版，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写进了文学史）。我的人物都有“来龙”，也有发展的“去脉”，但没有“终结”，其中大多数人物都具备多种发展的可能。

   刘师讲他还追求叙述、交代的冷静，人物的民族心理、性格分析，语言的外圆内方或外方内圆，以朴拙的形式表现一种淳美的内容。总之，他是自省、自觉地朝着“文学的多元化”在努力着。我深受感染并暗下决心：“邈学”刘师“多元化”，文不惊人死不休！

    四．也是京城“大腕”作家的李陀，当年的名气并不逊于“三刘”，这主要源自于他之小说艺术探索的勇气和成就。他的小说《自由落体》和《七奶奶》一面世，即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褒贬不一，褒则褒盛，贬则贬极，争论激烈。他的“多样化”小说观，也遭到相同命运。

   李陀1958年高中毕业后随即进工厂，后响应号召主动下乡，随大流回城仍回厂当钳工。因了这样一段经历，我对他格外崇敬起来。他讲座的题目是《论各种各样的小说》，主张小说创作和观念都要多样化。我就是不明白，提倡多样化不就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应该大倡特倡的呀，为何竟然遭到“左”派学者、批评家们围攻？他的《自由落体》、《七奶奶》也就在写法和题材选择上来了点创新性探索，竟也被一些人不容，想不通。

   “我们面临着几十年形成的统一的小说观念开始瓦解的阶段”，他进入正题了。他说：“五.四”以后的文学原本已进入多元化状态，并一直保持到三十年代。可再往后，就渐渐发展成大一统、一元化了。在此期间，以《延座讲话》的文艺观念、现实主义为主，再后来，就是毛泽东“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观念。这一观念盛行了几十年。对这种“一元化”存在，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它对文艺创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出现了一批好作品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另一方面它又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双百”方针的真正实行。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涌现出《班主任》等一批小说，文学创作和观念都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班主任》以降，我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就是多元化的出现和一元化的消弭（但并不是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上海文学》发表的我和冯骥才、刘心武的通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真是我们始料未及，本是我们随便侃侃、马马虎虎写出的，只是说了几句真话而已。顺便报个讯，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即将再版，没想到这个不是新理论而仅仅是普及性知识的本本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招致了那么猛的批判（高行健后来的长篇小说《灵山》，在国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批判者们就是因其观念太一统、思路太狭窄了啊。

   说到“多元化”，他话锋一转，介绍起西方的普遍看法：“二十世纪的小说创作，数美国的成就最高。”他认为“福克纳是二十世纪的文学巨人，可与卡夫卡、司汤达、狄更斯比肩”。而我国的小说创作，也在急起直追。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既象小说，又象古典的笔记小说，还象地方志，更象游记文学。可惜至今尚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冯骥才新近获奖的《神鞭》，用传统的文学观念几乎无法“下爪”作出评价。张辛欣、张承志、陈建功、谌容、乌热尔图、汪曾祺、邓友梅、高晓声、李杭育、郑义等作家，或借鉴现代派艺术，或创新现实主义，或吸取魔幻现实主义经验，或再现地域文化魅力，他们都在做着“多样化”方面的探索。人家《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1982年）的大会上讲话中，含蓄地表达了对长期以来白种人文学歧视弱小民族文学的蔑视，我们难道不应奋起直追么！

   我充分感受到了李陀老师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艺术发展的焦虑，他急不可耐时，才自己亲自动手写出《自由落体》和《七奶奶》。与此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习惯于大一统、不敢也不善探索创新的心理，实际上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中庸文化之遗毒。至于对探索创新者的吹毛求疵和百般扼杀，那就是褊狭或妒嫉的小人作派了。

“文艺新时期”聆听顶级大师们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