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明朝方孝孺的文章深有所感,固记之。《深虑论》说,秦朝一统天下后,认为周朝灭亡的原因在于诸侯的强大,所以“变封建而为郡县”,自秦以后,郡县制成为主流,封建制烟消云散,可见,近代历史教科书中所称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恐怕是靠不住的,这个在近代的学者中也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自秦朝以来,不能再称作封建制了,秦晖老师也是这样的观点。方孝孺论述,历代君主都想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改革,结果却都不免于灭亡,这是因为天道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及。这和近现代保持理性的谨慎、防范理性的自负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的理性只能对世界进行有限的理解,对于宗教信仰神明等其他未知的东西,人的智力或者理性都是无法认知的。
在《豫让论》中,他认为豫让虽然被世人称为忠义之士,但还不能如其自称的“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故以国士报之”中的国士,理由是豫让没能在智伯骄横贪婪的时候时及时的劝阻,导致最终智伯被韩赵魏三国击败,被杀后才舍己复仇,又何足道哉?平心而论,豫让是一位杰出的刺客,他漆身吞炭以改变音容,行刺失败后用三次刺击赵襄子衣服的方式以告慰智伯的亡灵,其壮举至今为人们称颂。智伯不停索要韩魏两地的土地,韩魏虽不情愿,但为使智伯更加骄横而献出土地,最终导致智伯的灭亡;可以说的上是捧杀的经典之作。
方孝孺在建文帝即位后任文学博士,他为建文帝出谋划策,撰写诏书反对朱棣,朱棣占领南京后,他坚决不肯起草登基诏书而被杀,他践行了自己忠义的理念,堪称为国士。雨花台烈士陵园里有方孝孺的纪念碑和衣冠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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