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由于历史原因,生前不得志,全家受牵连。改革开放后,还原了历史客观。我写的《我的父亲》《焦作晚报》五期连载、原修武县副县长马玉生写的《我的老师邓洪波》也登了报纸。前天在《美篇》转发孟州史学专家宋志道写的《孟州人氏邓洪波》,更是以史者角度评价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早年参加抗日,沉沦之时暗守信仰,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如今在天之灵有知,魂安故里含笑九泉。
今天我要说说我的母亲。她是文盲、小脚女人,
但她深明大义,坚韧不拔。父亲在时,她是贤妻良母,父亲英年早逝后,她是我家一座山。
(50年代全家福,父伟岸,母贤良,我在父亲怀中。)我母亲和我父亲同岁,生于1917年。
1938年10月,在太行南区游击队担任五支队政委的父亲因疟疾病留在地方,病愈后在孟州老家开始地下党工作。
1940年,我母亲和父亲结婚,从此夫唱妇随22年。
母亲生前曾经说过,她从新婚进门开始,家里就没有断过客人,很多时候是白天单来独往,晚上人多,有时候会到深夜。
那个时期,母亲到顿负责做饭,聚会负责听风,父亲给她说是防坏人。
母亲说,也有很多客人晚上来家,父亲会嘱咐母亲烙饼,深夜送人还送烙饼。“看架势是要送人出远门,”
她不知道来家的都是什么人,但她确信都是好人。
直到57年后她80岁去世,仍然不知道半个世纪前她做的事情是为什么。
她从不过问,她说只要是你爸让做的不会错。
她曾经对我说过,那些从我们家送出去的人中,听说是上山了。有一些也不是当天来当天就送走的,也有在我们家住几天才走的。有一个女的在咱家大概住有月把才送出去。
宋志道的《孟州人氏邓洪波》中,他采访了我们老家上口村87岁的邓赐民。
邓赐民说:“那个时候村民都知道邓赐江的朋友很多,每天家中人来来往往,后来才知道邓赐江是在自己家中秘密召开党员会议,东半县农村的地下党员常在夜间来他家开会。”
“邓赐江利用在南庄第三完小任教的便利,明宣传暗动员,发动南庄周边10余村的百余青年和学生分批奔赴太行山参加八路军。”
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我的父亲被捕脱党,人生跌宕。
我一岁时和母亲跟随父亲调动到修武县,父亲在一中任教导主任,时值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我5岁认字,六七岁在一中看到父亲用大字报形式写的《向党交心》,1961年的一天,父母亲晚上聊了很久,我不懂在聊什么,只记得他们从来没有那么认真的聊过那么长时间。
我困了,睡了。
次日早饭后,父亲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后面放着行李,母亲父亲并肩而行,我傻傻的跟在身后。
到胡同口,母亲嘱咐父亲路上慢骑。
后来,我隐隐在别人同情语句中知道父亲受处理被贬乡下二中。
仅仅一年,父亲离世。
父亲病亡他乡,母亲从号啕大哭到欲哭无泪。
泪擦干,一辆马车,母亲带着十来岁的我和我哥,把父亲拉到了百里之外的孟州上口村老家。她坚持先丘不埋,等她百年后夫妻合葬。
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妹四个全在上学读书,三个小学,一个中学。
父亲去世十来天,麦假结束开学。
母亲又开始重复每天5点起床戳火做饭,饭做好后,把我们一个个唤醒,一碗碗盛好。
一年四季除了放假,天天如此,没有耽误我们一天。
我的老娘给别人拆被洗衣,纳鞋底,挣个小钱没让我们失学;我的老娘春挖野菜,夏秋拾荒,没让我们挨饿。
父亲去世我11岁,最小的弟弟才6岁。那些年我们虽然穿着补丁衣服,但从来都是干干净净。
1968年,因为“叛徒”家属,老娘带着还没成年的弟弟妹妹被下放农村。
老娘到农村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为每天挣6个工分,除了春节和狂风雨雪,没舍得休一天。
那时,我们全家背着“叛徒”家属之名,活的沉重。
拨乱反正,老娘恢复了干部遗属身份,刚刚回城,又开始抚养我们弟兄仨的子女,直至80岁走完了她的辛苦人生路。
老娘一辈子明事理,临终前老人家仍然为我做了最后一次大义:当时我要到胶东半岛执行重要采访任务,老娘已经进入生命最后期限,老娘说:“你放心去吧,公家事要紧”。
十天左右我归来,老娘看了我最后一眼,说:“我在等你回来”。
次日便完全不省人事,半月后永远离开了我们。
1997年这个小脚女人辛劳一生,一个80斤重的小脚女人,对我们家庭恩重如山,80岁而终,她看到了我们的小康生活,她放心而去了。
(母亲抚养了我们,又养育我们弟兄三的6个嫡孙。她曾经养育我的儿子4年。)一个不识字但是识大体的小脚女人,一生平常,在平静中表现非凡。父亲在世时,她站在父亲背后;父亲去世后,她站在子女的前头。
我的老娘,你心胸博大,忍辱负重,守寡35年,任劳任怨,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
我们长大了,您的心愿不是要和父亲合葬吗?
我们求人把墓穴挖的很深,又为父亲定制新的
棺材。二棺齐头,你们好说话。分开35年后,你们终于又聚,合裘共卧,再续前缘吧。
父亲昭雪,全家安康,在此告禀老爹老娘,您二老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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