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文化中心逐渐南移。贬谪岭南的名宦学者，如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东坡等为南方的文风兴起发挥了标杆作用。同时，到岭南为官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罗从彦等人，在广东传播学术，为广东人民做了不少实事。本地官员兴办书院纪念他们，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广东的传播。
明朝时期，随着广东名儒陈献章、湛若水、薛侃等人的崛起，儒学在岭南获得新的诠释，广东书院进入大发展阶段，据统计，当时广东的书院总数达168所，仅次于江西、浙江，在全国位居第三。
到了清朝，广东书院的发展走向成熟期，岭南地区书院数量已经领先全国。当时广东书院不但数量扩大，规模也不断扩大。据记载：广东的粤秀书院和越华书院学员最多时曾达到320多人，广雅书院的规模也毫不逊色。
清代后期，格致之学以及与西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杂学”也成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为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和观念储备。
在广东书院近800年的发展历程中，书院文化受到中原主流文化影响很大。在宋元时期广东书院分别以周敦颐、苏轼、韩愈、罗从彦、张九龄等为祭祀对象，表现出鲜明的不定于一尊的包容性。到了明代，本土学术精英陈献章、湛若水脱颖而出，推动广东书院朝着岭南特色发展。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创办了学海堂，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院，使传统士大夫的书院理想在岭南大放异彩。晚清时期，广州的书院更是新旧并存，逐步向近代化的岭南风格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惠州的丰湖书院虽几经沉浮，但为惠州、广东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如后来从惠州走出的廖仲恺、叶挺等革命先进人士，都带有典型的丰湖书院烙印，为岭南文化增彩。
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尤其是对传统人文教育理想的追求作出了重要贡献。书院在人文教育和学术追求等方面始终保持其独立、兼容、批判的精神内核，这也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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