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有顽童的意外
小学，杂七杂八的记忆很多，总不过是一个懵懂少年颉玩添岁的几年。现在回想最吊诡之处是，我两次顽童的行为改变了父亲中年之后的人生轨迹。
父亲在那个时间段的记忆并不多，也许是接触的少，也许那时天天野在外抠泥、烧扫把的我觉得家里的事情都不值得记住。
父亲是建厂的技术骨干之一，我读到小学三四年纪的时候，他应该是技术科的科长。那时候的我对工厂的官僚序列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厂子里最大的官是厂长。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向往权力，或者这就是多数人的本能。
小学时代的我平庸到连小组长都没染指过。官方给我最接近权力的级别是路队长（一个存在时间很短、不在“序列”之中的职务）。当时的小学生放学是要自己回家的。为了减少意外，低年级的学生，同一方向的一起排队回家，有一个路队长负责秩序的管理。二年级时，我曾经因为家最远的优势被任命。一周后因为每天给班主任的小报告打的太多，老师不胜其烦，干脆免了我的职。
我没有懊恼很久，因为你够不着的时候，可以做出鄙视的姿态来表现不流俗的个性。于是，二年级建立的心理建设在两年后让我做了不同普通小孩的事情。
四年级的时候，老厂长退下来，我经常厮混在一起的H的父亲被任命为新厂长。在工厂的公共澡堂里，我看到了工人同志对H的殷勤。
不光我粗粗体会了世态炎凉，竞争失败的父亲应该也在家里发表了若干不甘心且鄙视的言论。
于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奋笔挥就打油诗一首，意气风发地在厂门口等到小伙伴H，把大作塞到他手里后扬长而去。
事情过去三十五年，我仍然记得此诗的开头：
“何张两家是兄弟，何家叫声张伯伯，张家回应何叔叔…”
通篇白话入诗，不讲平仄，却还有对仗，朗朗上口，貌似还有韵。也难怪我写完有点得意。
一周后，父亲拿着厂子给他的誊写稿回家，气急败坏地给了我几个耳光。据说厂领导通知父亲开会，当众读过我的打油诗后，一致觉得四年级的小学生绝无可能凭空写出如此的“佳作”，来讽刺挖苦厂领导的关系，抹黑公平民主的提拔制度。父亲于是彻底在工厂待不下去了，几经周折转到市科委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对于工厂就是一家外来户。对于我，则没感到有什么不同，每天还是和同样的伙伴上下学，还是同样的和他们在堆满纱包的仓库里捉迷藏，在公共澡堂里洗澡，在车间里嬉闹，在搭建在臭沟上的公厕里方便。
小学六年级的初春，一个周日的上午，睡足吃饱的我，慢慢踱到对面新建的车间。车间多了不少大人在围着一个操作台，像所有好奇心重，手又贱的熊孩子一样，我凑近在大人的身后看那些红红绿绿的按钮。当人慢慢散开，我突然爆发激情，冲上去对着操作台的按钮一阵乱按。紧跟着，不远处一个巨大的金属柱子隆隆地向下运行，在场所有人都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地发出，啊啊啊的惊呼，正趴在柱子底下工作的人连滚带爬地逃离。记忆里自己还是冷静地拍下一个标着“停止”的红色按钮。柱子没停住，“轰”地撞歪在一边。
整个过程不过两三秒的时间，现场的大人也懵了好一阵，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于是我被监管在事故现场，有人去家里找我父母，可我父母都不在家。来车间里的人越来越多，自知闯祸的我也支起耳朵地听他们的议论，大体的局面是幸好没有人伤亡，但是新买的机器显然坏了，而我家是厂子的外来户，必须找我父母的单位进行索赔。大约快到下午时候，来了一组摄影，让我站回操作台重现按按钮的场面。心虚的我任他们摆布，场面重现的照片里，我应该是一个神色凝重，少年工程师的样子吧。
这件事的结果是，父母坚持工厂管理混乱，让小孩随意进出车间这么危险的场所。工厂对我家深恶痛绝，停水停电，一面索赔,一面各种措施务必将我们赶出工厂。
1985年春，我们全家五口人被市科委安置在一套不到30平米，一室一厅的过渡房中。虽然十分拥挤逼仄，却是我极为开心的一次住房升级。
第一次住上了砖混钢筋建的楼房，每天回家需要走上三层幽暗阴沉的台阶，走楼梯对于当时的我是很高级的感受。房子虽小，但是有了一个阳台，春风拂面的夜晚，在三楼高的阳台上登高望远，这悠然的境界岂是此前平房宿舍可以比的。更别说铺了瓷砖，有冲水蹲坑的独立卫生间，和烧蜂窝煤的独立厨房。在工厂的蜗居时，家里的便器是缦布在床头围了一小圈，一把木凳子上放了个痰盂，连明清时市井家的寻常净桶都比不上；饭桌后就是烧柴的，被烟熏的黑乎乎的砖灶，我们时常还要去捡木头，或者抱一堆刨花回家引火。
总之，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我两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故，我们家终于离开郊区的工厂，过上了80年代的都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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