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小无猜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李白《长干行》里的纯真玩伴，借来描述一千三百年后童年时的我和L也无不妥。
L和我同岁，圆脸，齐耳的短发，说话声音有点哑，带股闽南腔，也许因此她在大孩子前常腼腆地低头不说话，和我这个大脑袋刚从山区回来的傻孩子一样不受大孩子的待见。她住在我家斜对门，一个哥哥和我大姐同龄，我和L是楼里最小的孩子。
我们所在的工厂位于市区边缘的连江路上，小小的马路两边落着几家国营工厂。工厂生活区有几栋一样的两层红砖板房，二楼中间一条窄窄的阴暗过道，门对门的两溜房间住人，一楼黑嘘嘘的只有东头的入口在白天是亮堂的。
傍晚时分，常能看到我和L穿着洗的发白的旧衣服，并排坐在一楼入口的台阶上等待大孩子的召唤。等待的时候我们聊些什么，老实说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总归是要聊些孩子觉得有趣的事情。在大孩子的眼里，我们应该是没有思想的活物，我们总是被姐姐们设置成跑龙套的。或者是她们扮演老师时候的学生，或者是被她们起哄捉弄的新郎新娘。小孩是不喜欢孤单的，我和L没有选择地成了伙伴。
在大人上班，大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或者被一起送到工厂的托儿所，或者就被锁在一个房间里。时间模糊了绝大多数的记忆，只留下一些褪色的画面，掉帧的场景，几个细节，几种情绪。
一天中午，我和L照例要被大人哄着午睡。下午醒来，我们赖在床上不起，因为并没有什么玩具，也走不出房间。我们通常就是仰面躺着聊一些小孩的事情。我突然好奇心大起，提出要拉开她的裤头，看一下我们有什么不一样。L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地附和我，也许是为了维护友谊，她同意了。我看完又仰面躺下，她也不安地附过身来拉开我的裤头，把头抵在我肚皮上看。我们很久没有说话，我想她应该和我一样，懵懵懂懂地觉得不应该，那一刻也许是五岁的我们性别意识萌芽的生发。
在工厂的托儿所里，我们则是年纪最大的孩子，常常占着仅有的两辆三轮童车，在屋子里互相追逐着。托儿所阿姨平时乐得放任我们嬉戏，偶尔也教一些简单的数学，我很快学会了两位数加减的心算，成了最聪明的孩子。我爸都因此喜欢带我去车间，在工人面前表演心算。
我因此自觉比L要聪明，在她面前有了小小的得意。托儿所午餐是定量的肉包，我能吃，没人看到的时候，不避嫌地吃她的量，L顺着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天被阿姨发现，紧张地告诉我爸我一顿吃了五个肉包。
天知道十二年后的高考，L是我们这个城市最好中学里的成绩最好的学生（没有之一）。我大学时代的死党和L是高中同班，他第一次知道我和L从小认识时，一脸不可以思议的表情说，这个“女人”是他难以望其项背般学霸的存在。
我们友谊的最高光是要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演话剧，“雷锋和老大娘”。那是我们人生第一次登上大舞台的表演。
托儿所作为参演单位，还为我们定制了戏服。我和L都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做的最有趣的事情，每次排练我们都很认真。为了追求细节完美，我无论如何不同意我妈用红布剪的五角星做帽徽。我要真的解放军的帽徽！为此我哭闹，发脾气，放言要拒演。最后逼我妈连夜跑去复员的四舅处拿了一个真帽徽。
演出那晚，舞台在我眼里，心底都巨大地像个广场。头顶上亮晃晃的白炽大灯照着我俩，台低下黑压压地坐满了工人，这和我们在托儿所小房间的排练完全是不同的世界，不记得怎么演完这个短剧的。
最后，我扮演的雷锋将自己的火车票送给了L扮演的丢了车票的老大娘，不记得是不是有掌声，不记得怎么谢的幕。
记忆里的那一刻，世界虚化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巨大舞台，一片刺眼的亮白中孤零零只剩下我们两个小豆丁，像两个牵线木偶，我脸上打着腮红，一身宽大的葱绿军装，L一身宽大素白的大褂，脸上用毛笔粗粗细细地画着皱纹。
上小学前，工厂分成了两个工厂，我和L的家分住到不同的工厂，从此交往的越来越少。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姐姐带着我，在学校的大门口遇见她哥哥带着的她，我们互相望了一眼，然后被分到相邻的两个班，虽然只隔道墙，奇怪的是我们之后的十二年再没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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