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的大多数》（美）艾伦•雅各布斯
2021.8.20～26微信读书
这一本关于思考的论述，已经摆脱了单纯阐述思考的重要性的初浅目的，前往思考什么、为了什么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思考等更具深度的命题发展。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因素，也就是有什么情况会妨碍我们？（这些障碍包括了：关键词、隐喻、神话…）而智者是怎么思考的？
作者引用大量的著作及文章，从案例、场景等各种故事中，引申出自己的论点，相同的或是反向的，或者成为进一步的论据。
为了看懂看透这些内容，你不得不努力思考，是接受还是反驳？对于那些例子，我自己会不会也这样？或者，是否自己也挨近过聪明人的边缘？
即便我读毕这本书，都难以完全理解、接受作者的所有观点及其背后的意义。毫无疑问，我只选择符合自己当前认知的内容进行摘抄、记录、思索，而对与自己文化背景、政治领域及社会环境相异甚远的内容视而不见，十行一目略过，也不思考。
但是，我也不勉强自己。
不得不说，作者的确博览群书或者群文，就好比一个高级厨师，搜罗了大量优良食材，精挑细选，做出风味独特的一道道硬菜。
最赞的是，本书的后记，列出十二点“思考者清单”，绝对是干货！
这本书，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再读。或者，对于他的某些观点，可能更赞同，或者有新的异议。
一切基于更多思考。
目录
引言/ 001
第1章:思考的开始/ 022
第2章:吸引力/ 042
第3章:排斥力/ 064
第4章:文字是聪明人的筹码/ 083
第5章:集群时代/ 111
第6章:开放与封闭/ 124
第7章:一个人，在思考/ 139
结论:思考的欢愉和险境/ 150
后记:思考者清单/ 153
引言
第1章:思考的开始
（为什么即使你能够独立思考，那样做也未必是件好事）
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心理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认为直觉思维是一种“快”的思考方式。正是由于有直觉思维存在，我们才能够进行快速判断，在既定情境中瞬时解读相关信息，并基于此做出赞同或反对某些想法的决定。卡尼曼将此称为大脑思考的第一系统， 而将自觉的思考称为第二系统，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修正。日常生活中，我们运行的基本上都是第一系统，只有当我们发现问题、异常和反常现象需要处理时，才会启动第二系统。另一位对思考和思维颇有研究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则用另一种方式对这两类思维系统进行了区分。他把直觉思维比作大象，把自觉的思考比作骑象人。他认为直觉思维如同大象，非常强大，有时甚至不听我们指挥，但还是有可以驾驭的空间——只要骑象人技巧娴熟，对大象的喜好也了如指掌；这幅画面看起来充满希望。谈到改善和提升思考能力的可能性，海特的确要比卡尼曼乐观一些。
在这本书中，我会更多地谈论“骑象人”而非“大象”，即思维的第二系统而非第一系统。 毫无疑问，这些重要学者思想和成果令人获益匪浅，但我还是要说，他们对思考的解构，并不总是最有效和最有建设性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思考的意志——我们总在坚定地逃避思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几个人想要真正思考，思考让我们负累，思考使我们厌倦，思考会迫使我们远离熟悉舒适的习惯，思考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在与钦佩、喜爱或想要追随的人交往时，思考会使我们与对方产生分歧，或者至少使彼此的关系扑朔迷离。因此，谁还会想要思考呢?
何况，就像卡尼曼指出的那样，自觉的思考，是“慢”的思考。常用项目管理软件Basecamp的开发者贾森•弗里德曾提到他在一个会议中听报告的经历，他说自己不喜欢这个报告，不赞同发言者的观点，因此越听情绪越激愤。报告终于结束了，他冲向发言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发言者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请给它5分钟的时间。”听到发言者的话，弗里德吃了一惊，接着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报告开始没多久，弗里德就已经停止了倾听：他听到了一些自已不同意的观点，立即进入了反驳模式，而在反驳模式中，倾听已不复存在。当倾听停止时，思考也就停止了。进入反驳模式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所有你需要做的思考，无须更多信息反馈。
弗里德对这位发言人的话印象深刻，后来就将“给它5分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不过在此之前，或许应当反思一下我们的信息加工习惯，也就是我们获取、传递和回应信息的方式(主要是在网络上)是不是让我们很难花时间去思考？我所了解的社交媒体，都不会在信息回复方面设置强制性的等待时间。
玛丽莲•罗宾逊在1994年的文章《清教徒与正经人》中，就很多人对清教徒的轻蔑态度提出了质疑，并对清教徒所持有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持有这些想法给予了更为充分和准确的阐述。她发现：“我们谈论和评价清教徒的方式，恰恰展现了我们眼中清教徒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清教徒时所持有的态度，正吻合了我们贴给清教徒的标签——僵化死板，思想狭隘，愤世嫉俗。
人们为什么会以如此“清教徒”的方式来对待清教徒？“原因很简单，” 罗宾逊写道，“我们总是有一种集体性狂热，想要贬损一件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事物，只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被社会所认可的。这种认知让我们乐在其中。”
罗宾逊评论这种现象“展示了舆论是如何有效阻止人们对某一话题提出质疑的”，这真是一语中的。当某种言论对我加入一个群体的效用越明显时，我就越不愿意去评估自己表述的合理性。那些喜欢指责他人是清教徒的人，对清教徒实际上的样子知之甚少，他们不过是不愿意动脑筋去思考罢了。
罗宾逊的分析相当精准，更可贵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互联网攻陷各种文化形态之前。既然思考会剥夺人们“持有大众认同的观点时所感受到的愉悦”，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思考呢?
艾略特也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时他以为这是19世纪所特有的：“当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了解的时候，当同样的词在这么多知识领域中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对很多事情一知半解的时候，谁都很难判断他是否知道自已在说些什么。” “当我们不知道，或者当我们知道得还不够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以情感来代替思考”。人们不愿意了解和思考某些事情， 因为他们不愿丧失“持有大众认同的观点时所感受到的愉悦”。当他们寻求认同的本能得到满足时，会欣喜若狂；受到打压时，则会感到异常愤怒。社会联结通过情感共享得以加强，而情感共享又激发了社会联结，这是一个将反思排斥在外的思考闭环。
任何声称自己不受这种力量影响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人类天生就是无法对所处社会圈子的异动和节奏绝缘的物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问题只在于我们是不是曾有过那么一丝不愿随波逐流的意志力。任何一位真正想要思考的人，都必须培养一些策略，让自己能够辨别任何可能存在的社会压力，让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社会圈子的拉拢和厌弃。想要思考，就必须练习忍耐，压制恐惧。
幸福是一种无法直接获得，只能通过专注于其他积极事物得以实现的东西——不管这说法最早由谁提出，都可以恰到好处地套用在思考这件事上。
回到1975年，音乐家布莱恩•伊诺和艺术家彼得•舒米兹创造了一件神器，一 套写有特殊指示的卡牌，包括“把你的错误当作潜在的意愿”“询问你的身体”“以不同的速度工作”。卡牌旨在帮助那些在创作上陷人停滞状态的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家。这套卡牌被称为为“迂回策略”，因为他们知道，当一个艺术家遭遇停滞状态时，直接去解决问题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槽。同样的，有时候只有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思考以外的事情上时，你才能更好地思考。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会时而关注趣闻逸事，时而跳转到其他貌似不相关的领域上，但最终我们总会绕回来，探讨那些糟糕的思考方式，以及那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实践“思考”这门精妙艺术的良好习惯。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广播节目《修正主义的历史》的其中一期里，对人们的非理性惊叹不已，并以著名篮球运动员威尔特•张伯伦为例。张伯伦放弃成功率更高的俯身罚球，只因为不愿意被人视为以小女孩或娘娘腔姿态投球。多没道理啊！格拉德威尔惊叹道。只是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就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成就！格拉德威尔假定，如果张伯伦是个理性的思考者，他唯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自己事业上的成功。然而，在别人看来的不理性，却是他独有的男性理性。
我的观点很简单，一个对理性思维的论述，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对于非理性思维的评判，如果不能把“关系利益”的效力和价值囊括其中，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理性模型。
所以，正如我们并非“独立思考”，而是不得不考虑他人的想法一样， 我们也要以积极的情绪回应世界，并且保持和他人的关联，或者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思考必须是完整无缺的——与他人相关， 全情投人，保持诚实。亨利•詹姆斯在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的序言中写道:“情感是分层次的，我们可以将之分为压抑的、模糊的、将将够用的、无知的，还有敏锐的、激烈的、完整的——简单讲就是要对情感具备精确的感知力和充分的辨别力。是的，这才是思考的本质：精确的感知力和充分的辨别力。我们只需要学习如何更清醒、更精准地思考。
第2章:吸引力
（好人是怎么做出坏事的）
你在辩论现场，当着所有人的面，让对方改变了立场。能够彻底击败对手/某人，是一个标志性的成就。但同样重要的是，你有无这样的经历，即不得不抛弃一些坚持了很久的想法，而被对方彻底击败？这也是你是否毫无保留地参与到了辩论中的重要标志。立场和观点的转变会造就一个完全不同的你。所以我们的思考，总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而我们能否好好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人是谁。愿意“被彻底击败”的态度本身就证实了一件事，即与你辩论的人是正派的，并不想要伤害或操纵你。而如果你根本不信任某些人，你也不太可能会允许他们来说服你。这说明归属感、从属感和割裂感，是在学习如何思考时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乔纳森•海特在其2012年著作《正义的思想》中，试图探究我们为什么会持有不同的见解，尤其是在(但不仅仅是在)政治和宗教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想要知道人们为什么很难关注到那些与自已意见相左，却同样聪明智慧、举止正派的人。海特的核心观点是：“在思考中，直觉位居第一，推理在直觉之后。道德上的直觉总是自动自发地产生，而完整的推理则很难有机会发挥作用，而且往往是来自那些最初的直觉。”因此我们在“道德层面的讨论”，“大多是事后空无一物的编造，只为了迎合一个或多个直觉目标”。海特谈论得比较多的，是我们的“道德直觉”带来的两大影响：它们会联结人们的思想，它们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人们组合成各个政治群体，分享着各自的道德信仰。不过，一旦他们形成了某一特定的道德信仰，就会对其他的道德信仰视而不见。”“’道德矩阵’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却也使他们对其他矩阵的团结性，甚至存在本身都视而不见。”
但是，我们最初的道德直觉，以及对我们的道德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直觉是从何而来的呢? ( 我对这两类直觉做出了区分，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人们最终往往会对自小接受的道德框架提出质疑，有时甚至方式激烈。)海特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认为人们对新观点的不同态度是写在基因里的：有些人天生倾向于接纳新事物，有些人则对新事物充满了恐惧和排斥。但这似乎无法解释一切，尤其是那些改变了自己想法的人：一个做出重大思想转变的人，一生中肯定接触过不止一个新想法， 但还是会拒绝或忽视其中的大多数。所以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了“道德矩阵”的形成，使之成为人们评判万事万物的标准?
我认为C. S.刘易斯在1944年11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当时他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纪念演说。刘易斯提醒听众们关注现实状况，提出在学校、企业、政府和军队中——事实上在每一个社会机构中，都存在一个与正式机构平行的“次等或不成文的体系”，即“内环”。牧师并不总是教堂里最有影响力的人，老板也不一定是工作场所中最具权威性的人。有时候，那些没有正式头衔或官方权威的人，恰恰是决定了组织工作方式的人，是他们形成了组织的“内环”。刘易斯宣称：“我相信，所有人在人生中的某些特定时期，或者从出生到死亡，都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对‘内环’归属感的渴望和被‘内环’排斥的恐惧。”年轻人需要了解这种渴望，因为“在所有激情和欲望中，对‘内环’的渴望也许会让一个还不太坏的人做出很坏的事”。“内环”的腐蚀力和影响力非常深远强大，因为它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或者说它其实从来就没有宣扬过自己的存在。基于这些理由，刘易斯在国王学院的演讲中向听众们做出了“预言”:“你们十有八九都会遇到一些可能导致恶行的选择，而它的到来是那样悄无声.....趁着一杯酒或一杯咖啡下肚，它会将自己伪装成一件琐事， 或是玩笑之间的无聊言语.....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当选择到来时，“你会被它吸引，这并非是因为你渴望获利或贪图安逸，而仅仅是因为在那一刻， 当温暖的杯子如此靠近你的嘴唇时，你再也无法忍受回到‘外部’冰冷世界中的痛苦”。那些“还不太坏”的人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卷人了“坏事”之中，而坏事做多了，也就成为品行恶劣的人了。
我认为，我们的“道德矩阵”(这是海特的叫法)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偶然遇到一个群体，碰巧当时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就产生 了归属于这个群体的不可抗拒的愿望。这可能源于一种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倾向， 但这种倾向的激活，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恰巧在什么时间遇到了一群怎样的人。 这其实很偶然，甚至有些可怕:如果我们遇到了一群有吸引力、 有意思的人，却持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对有些人来说，新鲜人群的吸引力在于他们看起来很聪明，或是富有美丽。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新鲜人群的吸引力在于，无论是在社交、宗教、还是政治上，这些人都持有与他们所厌恶的原生家庭完全不同的观点。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一旦我们受到吸引并获准进入，一日我们成为小圈子的成员， 我们就会以事后合理化的方式维护我们的地位，明确我们的群体认同感。就像谷歌工程师埃弗里•佩纳润所说，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原因之一是他们善于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合理的解释：“聪明人会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他们身处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时：他们需要具备对任何事情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化解释的能力。”
我们需要的归属感：成员资格
在关于“内环”的演说中，刘易斯将群体的从属关系描绘得极尽黑暗，那是因为他在警告人们从属关系会带来的危险，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相对健康积极的群体从属方式也是存在的，而分辨不健康的“内环”和健康的群体，方式之一就是看待他们对待思考的态度。“内环”往往会打击、嘲笑、无情地排斥那些提出难堪问题的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比如当人们参与某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真正健康的群体对思考和质疑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只要后面两者是出于善意。……每个成员对群体的贡献就在于其独特性：如果成员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它们对群体的价值就降低了。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拥有某种真正的“成员资格”都是思考所必需的。我们已经发现，完全排除他人影响的“独立思考”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内环”带给人的影响要拥有归属感就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 因此，想要进行真正独立的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避开错误的隶属关系带来的危险处境，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真正从属于或加入一个不那么讲求“志同道合”的群体。
使用推特大约7年后，我认为推特圈已经备受调侃嘲弄尖酸言语，甚至是纯粹恨意的毒害，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自已在那里所建立的真诚的、宝贵的关系。所以我决定注册一个推特小号，只有我最看重的那些人才能关注。我的想法是，关注我的人数要少于一百，每个人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结果，关注我的人当中，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无神论者，有的是学者，有的质疑学术圈，有的是社会主义者，有的是保守主义者。在我书写这段文字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遵从了某种“遴选原则”：我选择了那些与自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人交往。经验告诉我，即使我发表了什么他们强烈反对的言论，他们也不会把我脚踢出去。也就是说，我确信自己是个新鲜的网络小群体的成员，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有时我甚至会写下一些对于他们的看法——通常只有少数人会做出回应，但当他们回应时，我知道这些反馈来自真实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反应。同样，这些人不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但他们都天生具备开放性，善于倾听。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保持了可贵的一致性。不管是21世纪依赖智能手机的人们，还是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史前狩猎者，对所有人来说，分离与隔离都是致命的，只有真正的团结才能维系生命。与我们刀耕火种的祖先不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区分“真正的团结”和“内环”带来的归属感。
让我们也这样做吧：把团结看得比思想开放更重要，并认同我们最深刻的信念并不一定非得接受检验推敲。(我们稍后会看到，保持开放的心态只在某些时候是件好事。)即便如此，如果人们比他们通常表现的更重视思考，很多问题可能还会出现，并且也应该出现。
在任何公众事务的辩论中，我们都必须首先牢记区分目的和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辩论之初认同对方的目标与我们一致——希望有一个健康繁荣的社会，使得所有人都能实现自我，我们就可以与对方交流，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群体的真正成员。即使一天辩论下来，我们很遗憾地发现，我们和对方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不相同(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我们也最好在一天的辩论结束之后再做总结， 而不是一大早就做出论断。照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相互学习，也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归属——与持相同信仰的人相比，性情相投的人可能会发展出更真诚的友谊。在善良和慷慨的人当中，这种友谊存在的可能性会更大。
这样的关系网络有点儿复杂，要发现它们的存在，需要具备古人所说的“审慎”的美德。这一美德， 就像其他许多美德一样，重在规避某些恶习的影响，包括斯克鲁顿所说的“肆无忌惮的乐观”，与之伴生的妄下论断，以及盲目信任自己所偏好的手段。审慎的态度并不是对正确之事犹疑不决，而是要谨慎地选取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案。它引导我们去寻找盟友，哪怕是不完美的盟友，而不是去树敌。如果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思考，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正如《圣经》上所说:“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
第3章:排斥力
（为什么说你待人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宽容）
惩治异类
《跨党派的恐惧和厌恶：群体极化的新证据》指出， 今天的美国人，不只对政见不同的人存有敌意，他们也越来越愿意把这种敌意付诸行动。调研揭露了大量种族偏见现象，这是意料之中的，情况很可能还会在未来几年继续恶化。但调研涉及的人群却认为自己不应该成为种族主义者，或者至少不应该表现出来。当差异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时，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尽管对非裔美国人的负面态度由来已久，社会规范却还是在试着去抑制‘种族歧视’ 的表现，然而，人们却好像并没有压制党派歧视’ 的想法。” 很多美国人都常常会歧视来自陌生族群的人，而这也许是调研结果中最有说服力也最令人困惑的一点：他们惩治异类的欲望，远远超出了他们支持自己人的意愿。“相较于对自己人的偏爱，对异类的仇恨会引发更深远的影响”。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过，书中的很多主题和话题都源于一个事实，即我同时属于两个通常处于对立状态的阵营，学术界和基督教会。当然，学术界和教会都有自身的内部矛盾，而且惊人地相似。两个阵营中都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某种逻辑拥有强大的力量，这种逻辑可以被总结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水火不容的人，反倒会形成强大的联盟——如果这样做可以打败他们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们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活力和机智，会让拿破仑都自叹弗如；当然，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冷酷无情，可能也会让拿破仑战栗不已。
本章的任务就是识别敌意带来的破坏力，找到战胜它的方法。要做到这一点，经典范例之一就是在对手中找出那些最聪明、最理智、最公正的优秀代表。本章想要告诉你如何才能找到那些真正值得观察、倾听的人，即使你对他们的观点持不同意见。
本章和上一章探讨了吸引力和排斥力是如何对我们的思考施加影响的。思考是不是就应该遵照完全的理性，吸引力和排斥力都只是偏见，会对我们评估信息的能力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应该予以“克服”和消除。
约翰•穆勒发现：“分析的习惯有一种消磨情感的倾向....如果没有培养出其他心理习惯，且分析缺乏自然而然的补充和纠正，就会如此。”这一发现使他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培育情感成了我伦理学和哲学信条的根基之一。” 安东尼•达马西奥在其力作《笛卡尔的错误》中解释道，无论是因为受过损伤还是出于先天缺陷，当人们只能对情境产生有限的情绪反应，或根本无法产生任何情绪反应时，他们的决策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他们只使用理性来进行决策，而事实证明，理性本身并不足以指导行为。
如果你和我走在一个公园里， 遇到一位身形瘦小的老太，后者请求我们过去一下，我们可能想都不想就照做了，不会先有意地思考一下。因为丹尼尔•卡尼曼所谓的思考的第一系统 (也就是乔纳森•海特所说的“大象”)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会让我们对遇到的情景产生自发的反应，告诉我们回应这位老太太的请求是安全的。我们不会特别考虑这位老太太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或者来自犯罪团伙。当她请求我们时，我们就走过去了，因为我们的理性思维在思考其他事情，我们相信第一系统可以自觉地进行危险侦察和风险计算。但是，如果是一个神情举止都很怪异，好像一年都没有洗过澡或换过衣服的家伙叫我们过去，那么第一系统就会全面拉响恐惧警报：我们同样不会停下来思考是否要走过去，因为我们已经在潜意识里做出了决定。(在这类情景中，人主要凭感觉行事。)但如果第一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如果它没有任何警觉性，特别是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头脑正在被其他东西古据，那情况就会相反。
思考的第一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完整的认知偏差清单，其中每一项都会对我们清醒大脑的决策力产生影响。这些偏差当然与公正无缘，但在卡尼曼看来，它们提供了有用的“启发式建议”：我们通常可以在它们的指导下行事，不去推制它们。（除非在上述事例中，你的使命是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在生活中，我们根本离不开这些偏差，在任何一个单一情景下，我们对认知偏差的需求都如此强烈，以至于失去它们后，我们的头脑将无法正常运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写道：“没有偏差和习惯的帮助，我连怎么走出房间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无法感知到生活中的任何人际关系。理智可以做出评判，并在事后纠正某些错误，但如果我们总想在繁复多变的人类事务中做出正式的、毫无差错的决策，世界就会停滞不前。”
所以我们需要偏见，需要在情感上有所倾向，才能减轻认知负荷。我们只希望这些偏见和倾向是正确的，正如一位智者所说，批判性反思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事物的真正偏见和让我们产生误解的错误想法。思维的第一系统是独立运作的，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我们可以改变和训练它，可以培养新的思维习惯。这就是穆勒谈到适度的情感会对人格塑造起积极作用时想要告诉我们的。学习去正确地感受，对做出正确的思考有很大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向优秀的人而不是糟糕的人学习思考。习惯和一个人交往，就意味着接受他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不仅关系到思想，也关系到实践。这些优秀的人会向你展示如何对待那些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思考应该加人哪一类群体时，我们不应该只考虑成员们持有的观点，也应该考虑自然的情感，而后者也许更重要。如果一个理性的思考模式不包括从一种思想体系到另一种可以引发积极情感的思想体系的转变，那这一模式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充分的。
或者比不充分更糟。100 多年前，切斯特顿写道：“如果你和一个疯子争论，你很可能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原因在于，他无须对事情做出良好的判断，因此在许多方面能更迅速地思考。他不会受到幽默感、善意，或由经验而生的固执观念的阻碍。因为缺乏某些正常的情感，他的想法好像更合乎逻辑。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常说的‘精神错乱’一词其实是一种误导。疯子不是丧失理智的人，疯子是除了理智之外失去了一切的人。”
第4章:文字是聪明人的筹码
（过于相信和依赖语言文字的危险性）
17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杰作《利维坦》中做出论断：“如果没有文字，任何人都不可能变得特别聪明，或者特别愚蠢，除非他因为疾病或器官缺陷而损伤了记忆。因为文字是聪明人的筹码，他们使用且利用它们；但文字也是愚者的财富。” 他的意思是：读写能力(“文字”)是一项非凡的发明，因为它具备放大已有特性的效力。通过阅读，一个已经拥有一些智慧的人可以变得更聪明；但同理，阅读也可以使一个本来就有些愚笨的人变得更加蠢不可及。
由于语言文字在社会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越发倾向于高估它的作用。本书第2章讨论了乔纳森•海特的观点：道德规范会联结人们的思想，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而这些道德规范主要就是通过文字来发挥作用的。几十年前，极具个性的文学评论家青尼斯•伯克发表过一篇名为《辞屏》（“辞屏”是指词语或符号构成的独特“镜头”或“屏幕”。作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工具，词语就像镜头一样，难以忠实呈现对象的全部特征，必然会突出一些信息， 而掩盖其他特征。）的妙文，表述了这种观点。每当我们使用特定的词汇(政治、美学、道德、宗教或社会学的词汇)来描述一个人、一件事物或一次事件时，我们会重点描述其中某些地方，但透过语言的屏障，我们也会在无意之中掩藏自己的某些想法，无视或忽视其他方面。伯克认为，我们对是否使用“辞屏”根本没有选择权：“不使用这些词汇，我们就无法表达。”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尽量了解词汇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它们如何“引导了关注的风向”——这种表述方式想要让我看到什么?又不想要让我看到什么?而最重要的也许是：谁能从我对这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关注中受益呢?
关键词和群体身份
一个人表明自己群体归属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使用关键词。这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都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些社交媒体标签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或极端。
关键词所蕴含的社会哲学是复杂而让人迷惑的，并不像局外人看来那般没头没脑。我们也许会发现，加入某个社会团体的新成员总是会遇到交流障碍：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提炼出了一些关键词，但是当他们试着在交流中使用这些关键词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没错，他们是用了一些被团体所认可的词语，可惜却没有用在正确的时间，或者适当的场合。关键词社会学中包含了一个神奇的音乐元素，是一种在团体和谐一致的氛围中培养出来的默契，新来的人很容易错过提示音或不能唱在调上。你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融入，而“社交失聪者”则有可能永远都做不到这一点，并因此被永久性地局限在团体外围，或者完全被排除在团体之外。
关键词有成为寄生虫的危险：它们会占据大脑并取代思想。乔治·奥威尔在其名篇《政治与英语》有过无比生动的描述：“使用这种词汇的演讲者已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他的喉部固然仍旧在发出应有的声音，可是他的脑子没有在动。” 奥威尔的结论是：“这种意识的退化，对于达成政治上的驯服一致性，即使并非不可或缺，也无论如何都是有利的。” 再次借用丹尼尔·卡尼曼的说法，这种现象就像是本该由第二系统思考的复杂问题，却被分派给了第一系统，结果这些问题就只能被机械地处理。
隐喻的作用
这些关键词总是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像寄生虫一样威胁着我们的思考。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中，它们却往往采取了隐喻的形式，让人很难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例如“争论即战争”的隐喻，我们如此坚定地把争论视为战争，部分原因来自人类对一切事物疯狂争夺的本性，不过这也是因为人们的确会在争论中失去一些东西，而最常受到威胁的是社会关系。在一次争论中失败可能是某个人不得不面临的尴尬，但它也可能被视为一个信号，即你和错误的一方站在了一起，你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群体或类似的组织，学会以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虚假的意识”来谋求生存。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争论即战争”这一隐喻，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思维习惯——二分法。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天然的强烈倾向，想要将事物二元对立——虽然我们不必服从这一倾向。文学家和法律理论家斯坦利·费希有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观点：无论何时，我们意见不一致，都是因为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不可调和的立场。“所有持有某种信念的人，都能从他们深信不疑的信念中找到证据来驳斥你的观点。”
神话的力量
哲学家玛丽·米奇利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神话不是谎言，也不是孤立的故事。它们是富有想象力的体系，是强有力的符号的联结，是诠释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们塑造了自身的意义。例如，机器意象虽然自17世纪起就渗透到了我们的思想中，今天却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仍然常常习惯将自己和周围的事物视为巨大齿轮中的一环——这些事物是我们可以自己创造出来，并不断加工完善的。”
在米奇利看来，我们也常常依靠着神话的力量（而神话实际上就是由隐喻编就的故事）却并不自知。我们所选取的（或者更有可能仅仅是传承下来的）神话，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认知负荷，甚至比奥威尔笔下“神态疲惫的政客”所使用的那些空洞词句更能取代我们的思想。我们离不开神话：类比是思维的本质，要理解一件事，我们总会不可避免地将它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另一件事情关联起来。［当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联想”时，assciation（联想）就来自social（社会）一词，我们就在进行这样的神话创作。联想——我们把想法看作一个个小团体，可以“联结”起来，发现了吗？］每一个类比都是有用的，但也正如肯尼斯·伯克提醒我们的那样，它们就像“辞屏”，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某处时，也转移了我们对其他事情的关注。
小结一下：当我们寻找社会归属感时，当我们想要加速赢得志同道合者的心时，我们就开始依赖关键词，然后是隐喻，然后是神话——在每个阶段，我们都会形成根深蒂固的习惯，而这些习惯会抑制我们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希望，有一些策略可以帮助我们抵制这些习惯的力量，并培养出新的更好的习惯。
“换句话说”、“顺水推舟”
体验派表演与双系统
罗宾·斯隆关于辩论会的两个比喻。
第一个是“体验派表演”：演员试图成为他想要塑造的角色，努力体会那种陌生的情感。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体验派表演会让人发现，角色的情感对演员来说并非全然陌生。我的朋友马克·刘易斯是一位演员和相当有经验的表演教师，他告诉他的学生，要扮演一个非常令人厌弃的角色，在言行上都表现得令人讨厌的关键，就是要意识到在另一种环境中，你可能就是自己所扮演的那个人。同样，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转折事件发生在狱中，当他看到无情对待他的监狱看守时，他意识到，如果他们彼此的处境发生了互换，他也会残忍地对待狱中的囚犯。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体验派表演者，把自己投射到另一个人的生活中，意识到他们有着比他以为多得多的共同点。
第二个比喻是“双系统”，这意味着两个操作系统，比如在一台计算机上同时装有Windows和Linux系统，你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一旦你这样做了，并且在两个系统之间不断切换，你就会发现，你能在一个系统中做的大部分工作，也可以在另一个系统中完成，尽管是使用了不同的技术和方式。你不会最终认为两个系统完全一致，但也不会把它们看作是互不相容的。在来回切换一段时间后，你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个系统在哲学意义或实用意义上优于另外一个，但你也并非对那个你不喜欢的系统一无所知，如果被情势所逼，你也可以忍受它，虽然你并不是特别想要这么做。
“体验派表演”和“双系统”的目的，都是防止思考者立即进入反驳模式。这是“给它5分钟”式智慧的另一种体现：你可以立即发言，但你必须先说出别人的想法，不要在其中掺入自己的主张。人们常说，当你学习一门外语的时候，只有当你能用它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能通过这门语言来感知世界（与通过母语所感知到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时候，你才算是成功地掌握了这门语言。当你尝试着使用别人的表述方式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你用一套新的表述方式和“辞屏”来描绘世界时，你会发现，曾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已消失不见，崭新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却已突然出现在眼前。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有当你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时，你才能充分理解母语的内涵和趋向，道德和政治语言亦是如此。以这种更微妙、更不极端的方式来体验世界，来激发同理心，甚至是爱，其实却是在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机会。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思考时逃脱关键词、隐喻和神话的困扰，把它们视为筹码——智者的筹码，而不是金钱——愚者的金钱。
第5章:集群时代
（请审视一下我们借以划分人群和立场的标准）
我们骨子里都是分类学家，几乎每天都在疯了似的归并和拆分。我们往往会根据“启发法”来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可以减轻认知负荷的简化策略，也是我在本书中反复提及的：识别自己人和他者，运用关键词，等等。
总体而言，我们的文化崇尚集群，或许世上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我想原因应该有两个。
首先，分类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方式，从不太有价值的东西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东西，从不太有用的东西中提取出有用的东西，还有，在信息冗余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寻找精简某些信息的理由。有时候，分类并不仅仅是为了判定某个事物（或某个人）的准入资格，而是在为下一步行动做出决策：如何分配和投入有限的资源。
集群和团结
集群是信息管理的强有力方式，也是我们为了做出选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即抹杀个性。不过，集群作为一种容纳策略，也是可取的，虽然这出于和上述不同甚至几乎截然相反的原因。但是，不管因团结而生的集群何时以及在何种背景下出现，最后形成的组织往往都是脆弱的，总是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所有的社会集群都无非是各种力量的巩固和瓦解，集权和分权。与生物学上的分类不同，政治和社会群体的出现都是暂时的、偶发的，而且通常都是由反对派最早提出的。
谁对谁做了什么？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质疑是谁控制了谁，是谁统治了谁，是谁从社会阶层分化中受益，又是谁成了这种制度的牺牲品？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会发现，社会分类法诞生的过程就是前一章中描述的一种编造神话的模式。正如我们离不开隐喻和神话，我们也离不开社会分类。这世界上的人太多了！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分类仅仅是暂时的智识结构，其关联性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必须对强力集群的现象保持警惕，以维护公众社会的健康发展。集群有助于我们应对过度冗余的信息，形成群体内部的团结，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集群对我们，对我们所有人的诱惑，并对此时刻保持警醒。
我们需要培养即时的质疑精神。虽然群体团结对我们几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内环”和“真正的成员资格”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维系的基础。我们划分社会阶层是有用的，但如果我们对此顾虑太多，如果我们利用阶层对人做出严格的分类，如果我们把阶层看作阻碍人们相互理解的，牢不可破和永远不变的障碍，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第6章:开放与封闭
（你为什么不能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为什么即使保持了这样的心态也并非好事）
我们认为人们不应该敞开胸怀，而是必须坚定信念。如果一直纠缠于某些问题，我们将永远不能在知识或社会层面上取得进展。切斯特顿“坚定地认为，开放思想的目的，就如同张开嘴巴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咬住某些坚固的东西”。我喜欢切斯特顿的隐喻，他的意思是，头脑中保有坚定的信念，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滋养。
当然可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本该坚信不疑却未能坚持的观念，同时又有一些本应质疑却恰恰无比坚定的想法。要理解这一问题，并着手解决它，我们需要借鉴参考亚里士多德对善良与邪恶的解读：德行就在两种邪恶之间，一端是过度，一端是不及。我们不想，也不希望别人是倔强固执的，但同样不希望他们谨小慎微、优柔寡断。洛杉矶道奇队的前教练汤米·拉索达经常说，管理球员就像手中抓着一只鸟，抓得太紧，你会弄伤它，而抓得太松，它就会逃脱飞走了。要在思考中保持一个恰当的立场亦是如此，要在极度严格和犹豫软弱之间，保持适当的坚定信念。我们不想因为优柔寡断或漠不关心而失去思考能力，应该同时保持思维的灵活度和坚定性，根据事实情况的变化来适度调整我们的观点。
上述问题已经很难处理了，但实际情况往往会更加复杂：我们要对自己的知识水平进行可靠的评估，这样才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保持中立，直到我们对事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不得不经常应对字里行间囊括的海量信息。当你处理狂轰滥炸的信息时，你本能的反应可能是保持警惕。你不想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你想要绝对维护自己的立场。
以这种方式站稳和维护立场是自然而然的，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有可能会导致错误。你顽固不化，不肯承认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你执迷不悟，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且不容置疑的。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保护它，使它免受攻击。对你来说，如果现在要做出改变，就好像在承认自己所有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经济学家把沉没成本视为特定项目中无法收回的投入，一些人指出，沉没成本对决策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人们对某个项目的投入越多，就越不愿意放弃它，无论存在多么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个项目注定会失败。那些下注很大的扑克牌玩家不愿收回或放弃自己的赌注，即使从数学上看，坚持下去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损失。股市上的投机者总是不愿面对他们最有价值的股票就要猛跌的事实，不愿在亏损时卖掉它们。这些人总是执着于沉没成本，执着于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不是当前可以做出的最好决策。这种执着的态度导致他们时刻紧盯沉没成本，学者们管这叫“承诺升级”（管理心理学中的概念，常发生在人们认为要对自己的失败负责时。为了证明最初的决策是正确的，人们会继续投入大量资源，执行注定会失败的决策）。
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受到智识上沉没成本的过度影响。总体来说，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可以公平地讲，如果你不能预想到那些可能会改变你想法的情境，你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沉没成本的牺牲品。只要你对自己投入如此之深的信念体系和社会团体进行足够认真的思考，你就会对自己有真实的（如果不是完整的）了解。
第7章:一个人，在思考
（英语语法和民主精神有什么共同之处）
《权威与美式英语语法》作者华莱士对民主精神的定义：“民主精神融合了严格与包容，既包含充满激情的信念，也强调了对他人信念一如既往的尊重。正如每一个美国人都了解的那样，这种精神很难培养和保持，尤其是涉及那些与你息息相关的事物时。民主精神要求个体保持百分之百的理智和诚实，这同样很难做到——你必须愿意诚实地看待自己，以及你忠诚于这份信念的动机，并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态度。” 这也几乎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了，我甚至可以把这几句话当作我的座右铭。但是，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你真的很难做到。而且我相信，华莱士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正是他没完没了的自我反省让他总是痛苦不堪，这种备受折磨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英年早逝的罪魁祸首。我们不应该期望自己在道德上发扬英雄主义。这种期望毫无价值，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人的破坏力极强。不过我们可以试着在总体上对自己的动机更为警醒，对他人的动机更为宽容。如果我还是没有把这一点讲清楚的话，你只需明白，这种心态和品质才是你最终能够学会思考的重要保证。
结论:思考的欢愉和险境
首先，是思考的危险：我不敢保证，如果你转变了观点，会不会失去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严正声明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真正的思考，有时就会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只把此书当作一本工具书，你就不会从中获益。你必须成为这样一种人，一种偶尔会更关心寻求真理而非执着于维护当前社会地位的人，你才可能真正拥有这本书。
思考的人生来自希望：希望知道更多，希望了解更多，希望我们有更大的进步。我想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些有勇气和决心去努力思考的人得到的好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期待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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