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十四个字的对联，每个字分别代表了金庸的十四本不同小说，代表了他那惊天动地、广为流传的十四本武侠小说。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可见金庸的武侠江湖影响范围之广大，我们时常津津乐道地谈论他的作品和他笔下的人物，但却很少谈及他这个人。
金庸本名为查良镛，1925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查家。海宁查家可是声势显赫的大族，历代人才辈出，都是及其出色的人物。最鼎盛时期为清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叔侄七人同任翰林，于是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的说法，甚至查氏宗祠还得到了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了查良镛这一辈，虽然家道没落了些，但家族的气节却依然流传了下来。祖父查文清是傲骨气节的忠良，他不满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当时有民众烧教堂，作为官员的他为了维护民众，带头辞职以平息事件。
受到祖父影响，查良镛明白一定要读书，才能解救民族苦难。因此查良镛从小就不同于其他男孩子，并不调皮爱玩，他不喜欢乱跑，反而喜欢静静地看书。
家里藏书多，正好让查良镛得以解馋，他整天钻到书堆里，流连忘返。别家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多读书，而查良镛的父亲却怕他读出病来，于是经常想办法让他出去玩。有一次，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放着放着，一回头，却发现查良镛不见了。父亲急得不行：“怕被别人拐走了。”找了半天没找着，回家一看：“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
正是得益于家中丰富的藏书，查良镛熟读历史尤其是清史，精通英文也懂日文和法文，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办报、写小说的基础，也有了让他接触“江湖”的机会。
查良镛最早接触到的江湖，是在他八岁的时候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荒江女侠》融汇了武侠打斗与儿女情长，在当时颇有开创性。查良镛由此大开眼界，看完后感叹“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此后他又在期刊上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和《侠义英雄传》。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这些江湖故事寄托了民众除暴安良、驱除鞑虏的愿望，查良镛也从中培养出了“侠气”和“正气”。
虽然查良镛爱静不爱动，成绩优异，像是个“三好学生”，但身上的“侠气”与“正气”令他对世事其实一点都不“乖巧”，对看不惯的事情有着反抗精神，用他自己的话形容他就是“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的他也因此被退过两次学。
年轻的查良镛
1940年，查良镛考入了著名的杭州高中学校，这所中学是中国有数的好中学之一。当时杭高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喜欢写作的查良镛当然不会错过可以创作的机会，而文笔极佳的他也成为了壁报上的常客。
查良镛可是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说。
当时整个杭高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不是校长，而是训育主任。他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平时讲话总是带着“如果”二字，学生背地里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育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敢怒不敢言”，学生们平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因为看不惯训育主任对待学生的种种行为，“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查良镛便执笔为剑，用文字来征讨他，写下了这篇讽刺训育主任投降主义的《阿丽丝漫游记》。
“阿丽丝小姐不远千里迢迢来到来到联高校园，
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
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睛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
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
‘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
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
文章一出，壁报前的学生便越聚越多，大家看了都会心大笑。很快《阿丽丝漫游记》就传遍了整个杭高校园，当然也传到了训育主任那里。训育主任看到文章后气得浑身发抖，去要求校长把查良镛开除掉。
得罪训育主任的后果就很严重了，训育制是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得罪他等于要面临失学的困境。如果不是张印通校长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并且帮助他转到衢州中学，继续学业，他不但会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会发生问题，因此他形容这一次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来到衢州中学不久，成绩优异、为人沉稳的查良镛便当选了班长，作为班长的他在衢州中学再一次展现了他的侠者气质。
1941年5月，衢州暴发鼠疫，查良镛的同班同学毛良楷染上了鼠疫。一时学生、校工都逃得干干净净，班主任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送至衢江中的一艘隔离船上。作为班长的金庸虽然心里很害怕，但却义不容辞，在黑夜中跟在担架的后面直至江边与毛君垂泪道别。后来查良镛自谦：“整个抗战期间，自觉有点勇气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在衢州的这段时期，查良镛活得悠闲而舒适。他经常和同伴一起散步，欣赏田间黄昏和山野风光，学习之余还能参与排球和围棋这些课外活动。
查良镛曾说“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
不过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很快。1942年5月，日军攻陷金华，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停课疏散，毕业班也提前草草毕业。查良镛只能拿着学校给学生发的流亡学生证明，搭上离开家乡的火车，远走他方。
在离开了自己家乡之后，查良镛去到湖南西部住过一段时间，寄居于一个有钱的同学家中，自己清苦地过日子。后来，他考入了重庆中心政治大学的外交系，希望日后通过成为外交官来达成自己的政治抱负。
可是他的侠气再一次让他的人生未能如愿以偿。
当时的中心政治大学是国民党的“党立的最高学府”，这里有一批国民党学生“特务”，时常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到处欺凌学生，可是学校对这种行为却视而不见，甚至加以包庇。
侠义心肠的查良镛对此可不能忍耐，他多次路见不平，为被霸凌同学出头。甚至对一些不合理的校规，他也要带头去较真，去挑战去顶撞领导，终于为校方所不容，被视为闹事的“刺头”，查良镛再一次被校方勒令退学。
流离失所的他只好投奔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的表兄，在其帮助下进了位于两路口长江一路的中央图书馆任书记职务。在图书馆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武侠小说创作可谓影响至深，查良镛回忆说：“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
他在这里读了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大仲马的书，“《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
查良镛与杜冶芬
查良镛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打抱不平两次被退学，虽然由此他错失了成为外交官的机会，不过他自己也看得开，“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错失成为外交官机会的查良镛，命运让他与报业发生了关系。1946年，《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当年，大公报可是中国最有地位的一份报纸，影响深远。所以公告一出，应征者就超过三千人。而查良镛凭借他卓越的才华，被千里挑一，获得了大公报录取。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工作，本来是赴港半年，殊不知这条指令却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再回到家乡（杭州）已经是44年后了，日后他成为了祖国变化的一个旁观者。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查良镛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
在这个时期内，除了做报纸上的栏目，查良镛对电影工作有了兴趣，经常在报上撰写影评。查良镛曾用一个相当女性化的笔名写过影评，也用“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
“林欢”这个笔名来源也有着故事，“林”是因为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之林字，“欢”指的是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而这个“杜”和“他”，指的就是查良镛的第一任妻子杜冶芬。
杜冶芬是查良镛在杭州工作那时候相识的，过程也很机缘巧合。那时查良镛作为主编负责一个问答栏目，有一次一个叫杜冶秋读者反驳了他的回答，查良镛觉得有趣，于是去信约好，专门登门拜访，没想到在这里认识了杜冶秋17岁的姐姐——杜冶芬。
两人很快就堕入了爱河，查良镛在去香港前夕，他匆忙赶到杭州求婚，后来杜冶芬跟查良镛去了香港。可这段婚恋并不长久，1953年，杜冶芬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在一起5年，没有子女。
有人说是由于查良镛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也不会粤语，她寂寞无聊，过得不愉快，不过这些都是猜测。在查良镛70多岁时，他终于说出当年跟杜冶芬离婚的真相。他的原话是“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
这段时间查良镛还经历了人生中的惨痛之事。1951年4月，查良镛的父亲查树勋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罪名有四：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造谣破坏。
当时在上班的查良镛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后来他在自传散文《月云》写到此事：“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宜官，是祖父为查良镛取的小名。
失去父亲的事甚至影响到日后查良镛小说的创作之中，在他的小说中，主角的父亲总是缺位的，杨过找父亲，乔峰找父亲，段誉也找父亲，虚竹找父亲，张无忌找义父，所有人都在找父亲。
查良镛再也不能找父亲了，他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去寻找。
梁羽生与查良镛 不过查良镛以前并没有想过去写小说，走上写武侠小说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
1954年，香港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比武事件，是太极门和白鹤门因武功高下之争，虽然这场引起各界关注的武林对决，最后几乎是以闹剧收场，但比武风波在香港成功掀起了热潮。
当时《新晚报》总编辑注意到，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于是他想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来吸引读者，他找来了查良镛的同一个办公桌的陈文统。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
梁羽生第一部的《龙虎斗京华》和第二部的《草莽龙蛇传》都引起了香港社会的轰动。可在《草莽龙蛇传》将要连载结束时，梁羽生顾不上写新的小说，编辑找到了查良镛，想要他顶上，“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查良镛内心是拒绝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写过武侠小说，无奈答应后也是一直下不了笔。直到报纸要印刷的当天，编辑派人找上门来，说拿不到稿子明天就要“开天窗”啦，查良镛才硬着头皮写了一千来字，于是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诞生了。
查良镛这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把“镛”字一分为二，化为金庸。
成为金庸后，查良镛在短短四年时间已经写完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了，《射雕英雄传》更是奠定了他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
写完《射雕英雄传》后，查良镛就脱离了《大公报》。他进入了长城电影公司去当编剧，这时写剧本成为了他的正业，小说反而成了副业。
有人说查良镛是为了夏梦而去的，但这个传言并没有得到过证实，查良镛对此只字不提，晚年夏梦被问起这些过往，她也只说：“我和金庸，其实不如不说。”
不过，查良镛喜欢夏梦恐怕是确凿的。他在“长城”的同事许国说：“査先生是一个专于感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査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明星的青睐。”
1954年，夏梦嫁给富商林葆诚。除了他和公司在很多地方的思想立场不同，很难获得支持，自己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或者还有因为她已经变成得不到的梦的原因，后来查良镛呆没多久便选择离开了电影公司。
离开电影公司后，有感于当时香港社会风气乌烟瘴气，查良镛觉得：“我必须发声。”于是他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沈宝新先生，在1959年合创了《明报》。
办《明报》要十万块，查良镛自己就出了八万。他将自己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押上了全副身家，但五十年代的香港，报业竞争很激烈，只要投入点资金，人人都可办报。
据统计，那时香港新创办的报纸就有85家，平均一年8.5家。不过，大部分报纸都支持不了多久。因此《明报》在出版的初期，销量并不好，最差的时候，不过卖五六千份，报社的工作人员更不超过十人。因此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未来，老朋友、旧同事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
为了报纸能够活下去，查良镛开始在《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查良镛很勤奋地写，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社评，小说要写八九百字，社评要写一千多字，有时候甚至每天要构思两部小说的内容。
在如此艰苦的境况下，还好查良镛背后有一个女人在支撑着他，她就是小查良镛11岁的才女朱玫。朱玫是一位新闻记者，1956年，查良镛与她结为连枝。
朱玟不仅长得美，干事还很有能力。在《明报》创立初期，学新闻的她给了查良镛很多的支持，当时查良镛负责编务，沈宝新负责销售，朱玫也做了报社主编。为了支撑《明报》的发展，她还曾变卖首饰。
两人有着很多的经历，比如为了省钱，两人叫一杯咖啡一人一半；比如深夜乘电船仔渡海，因为不舍得给三块的包租费，夫妻俩在深夜凉风中静静等船坐满六人再开。
朱玫替他生了两儿两女，这是查良镛的全部子女，就算与后来的第三任妻子，查良镛也再无其他子女了。那时查良镛日夜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因此朱玟除了要照顾他的起居饮食，还要照样孩子。
可以说，朱玟在那时就是查良镛的黄蓉，也正因为有了朱玟，查良镛才可以专心写文章，专心发展《明报》。
《明报》
虽然查良镛一心发展《明报》，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而《明报》之所以还没有倒闭，那是因为人们爱看查良镛的小说，因此倪匡才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这种局面在1962年发生了改变。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受“大跃进”造成饥荒的影响，内地不断有大量人员偷渡逃往香港。这种状况在1962年达到了顶峰，那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深圳宝安县一条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犹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另据港英政府声明，1962年5月最初的11天里，就有上万人因非法入境被捕，还有一大部分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偷渡的人想进来，城里的警察在阻挡，冲突和流血是避免不了的。
可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大报都选择了避而不谈，这时较少涉及政治新闻的《明报》面临一个抉择，要不要去报道这些处于水深火热同胞们的真实状况呢？查良镛明白，要报道这种状况必定会把矛头指向内地政策，站到他们的对立面上。
不过，在犹豫几天后，查良镛决定要刊登这些新闻。他派出编辑部的所有记者奔赴现场，自己也开始在报纸上连续撰写社论，有些观点也大胆批评内地政策。此时《明报》“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这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
“难民潮”事件让《明报》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这种大胆直言的社评树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明报》逐渐从偏重于武侠小说、市井新闻、马经报道的“小市民报纸”摆脱，在知识界中获得了影响力，成功成为了一份严肃新闻报纸。《明报》也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
查良镛成功把《明报》塑造成一份严肃新闻报纸后，唯独对一个女明星异乎寻常的关注，她就是夏梦。报纸刊登很多关于夏梦的文章，如《夏梦穿百镑衣》《夏梦买马，乱石投林，美容秘诀，敬远脂粉》，并且还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专门为女明星开旅行专栏，刊登夏梦在欧洲旅行途中的来信。
1967年，夏梦决定告别影坛，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对此，一向只评述社会大事和国际变化的《明报》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次日依然追踪报道。
不仅如此，查良镛还特地为此写了一篇诗意盎然的社评──《夏梦的春梦》：“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遗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查良镛与夏梦
在1967年这一年，查良镛在评写着夏梦诗意般的美好的同时，遭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不过就算面对危险，查良镛也坚持着《明报》“言论独立”的这种精神。
1967年，香港酿成了“六七风暴”。暴乱期间，大批工人采用激进手段进行维权，手法犹如恐怖分子一样，“六七风暴”欲演欲烈，有人打人、放炸弹、烧巴士、电车、炸邮局、烧建筑物，用鱼炮炸警察，用石头投掷行人和汽车.......香港已成为一个“乱港”。
因为反对工人以这种激烈方式和政府斗争，批评少数激烈分子采取的恐怖手段，这种态度站被看作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站在港英政府那一边的，《明报》受到巨大压力。
澳门左派禁止了《明报》、《明报月刊》在澳门销售，但查良镛表示说《明报》不会屈服。于是左派他们买通了印刷公司的一名工人，偷偷在《明报》版面上做手脚，刊出了一篇题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内容主要是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不要承印《明报》。
这导致印刷公司员工全部离开《明报》。查良镛决定报纸暂时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在印刷同业的协助下才，《明报》才逐渐恢复了正常印刷。
除了《明报》在遭受打击，查良镛的立场也招来了一连串的报复，他被谩骂成“豺狼镛”、“汉奸狼”。一份地下印刷的小报登出一份六人暗杀名单，“查良镛”的名字就在其中。
之后查良镛还真收到了一个邮包炸弹，幸好有人觉得邮包可疑去了报警，警方在他的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但暗杀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他头上，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不过，查良镛对待事件的态度并没有让步，他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经历过这些事件后，查良镛后来写的《天龙八部》或是《鹿鼎记》，都添加了更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内容。
可惜在1972年，当《鹿鼎记》在《明报》上刊完最后一节，查良镛便宣布就此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后来他在《月云》里评价自己的小说，“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
金庸的小说江湖就此结束了，但查良镛的江湖还在继续。
不再写小说的查良镛开始专注于写社评。作为香港四大才子，曾经给查良镛代笔《天龙八部》的倪匡，对查良镛的社评有着很高的赞赏：“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查良镛与第三任妻子林乐怡
《明报》的运营越来越好，查良镛和朱玟夫妻俩的生活也好了起来，似乎进入了安稳的时候。可现实是，他们一起度过了患难，却不能共享富贵。
1976年一月，查良镛在回忆文章《“明月”十年共此时》写道：“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表达对朱玟的感激之情。
可同年，查良镛便以“没有共同语言”为由，和朱玫离婚。文章写的话仿佛更是表达愧疚。因为他们离异的主要原因不是“没有共同语言”，而是查良镛爱上另一个人了。
那是1966年，当时林乐怡不过是一个16岁的餐厅侍应生。那是一个下午，有一个郁郁不闷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他面容憔悴，满怀心事。林乐怡轻声问他，要吃什么呀？他不发一言。出于同情，少不更事的她说：“如果你没有钱，不如我请你食一个火腿扒饭呀，好吗？”
这句话打动了查良镛。那时《明报》已经进入轨道，但因为朱玟性格是比较强势的人，查良镛也是外柔内刚之人，现在外在压力消失，所以两人会经常爆发矛盾，互不同意对方的意见。这种对事业发展方向的看法不同常常争吵，很快便由意见不合发展到感情伤害。
因此林乐怡的关怀给了苦闷的查良镛莫大的安慰。查良镛开始追求林乐怡，第二天，林乐怡就收到了查良镛送的一个大洋娃娃。
这对相差20多岁的忘年婚外恋，似乎离经叛道。林乐怡曾经尝试过离开查良镛，去澳洲读书，也试过和其他人拍拖，但查良镛追到了澳洲，这终于打动了她，他们在跑马地筑起了爱巢。
起初，查良镛经常夜不归宿，朱玟还以为他在办公室熬夜写社评，被蒙在鼓里。后来，报社里的一个编辑说漏了嘴，朱玟才被当头一棒，忽然醒悟——丈夫已经背叛了自己。事情暴露后，查良镛提出了离婚。
查良镛曾经回忆过这一段经历：“我们就签了离婚书，后来我把这个离婚书撕了，我说我们不要离婚了，但是她也不接受，她说离都离了，不要再搞回头的事情了。”
离婚后朱玟生活并不是很好，晚年有人看到她在街边摆摊。从查良镛在内地物资供应极端匮乏时，主动给第一任妻子杜冶芬家寄去猪油等食品，可知道他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因此他也曾经尝试给朱玟伸出援手，但都被性格要强的朱玟拒绝了。查良镛说最对不起第二任妻子。
1976年，上天再次要让查良镛痛别亲人。他在美国读书的长子查传侠自杀身亡，年仅19岁。
査传侠被认为是金庸4位子女中最聪慧的孩子，他4岁能背全本《三字经》，6岁能背诵《增广贤文》，在十一二岁时就有着深刻早慧的思想，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
当父母在闹离婚的时候，他曾多次劝说他们两个不要离婚，可未能如愿。郁郁寡欢的他，女朋友又提出了分手，突然生活中的痛苦打击接踵而来，一时冲动，便选择结束生命。
听到儿子去世消息那天，查良镛还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但还是要写。”
第二年，他在修订版的《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写道：“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邓小平会见查良镛
1981年，查良镛再一次踏上了大陆的土地，来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他上一次来北京，还是1950年。当时，他仍在《大公报》就职，接到了政务院外交顾问梅汝璈的电报，说有外交部的工作机会，邀请他北上试一试。这个消息从新点燃了查良镛当外交官的梦想，他激动不已。
可惜，这趟旅程是一场空欢喜。当时外交部负责人认为他出身地主家庭，政治成分有问题，不能进入外交部工作。查良镛又带着失落，坐着列车回到香港。他没想到这个政治成分这么严重，也没想到一年后，他父亲就因为地主身份被枪毙了。
这一次再来北京，是会见他的一位读者，一位中国的重要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对于查良镛父亲的案件，邓小平在会见他时对此事表达歉意。浙江当地立即行动，对查树勋被枪毙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这是件错案，遂撤销原判，宣告查树勋无罪，平反昭雪。
此时，查良镛对于内地的态度已经变得较为温和了，因为文革结束，大陆改革开放，内地在一天天变好，他的社评对于内地政策的批评也减少。而这种态度的转变，受到了香港及海外右派人士的嘲讽，批评他是跟风派、墙头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与英国商讨香港回归的问题，对于回归，当时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迷茫而又害怕的，对回归后自己未来的迷茫，对回归后香港变化的害怕。
对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这一问题，查良镛支持香港回归中国。在见邓小平的时候，他们就谈及到这个问题，查良镛就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一心一意想要中国收回香港”。
为了给迷茫的香港人回归的信心，1984年，查良镛在《明报》上发表了社评《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
因为查良镛对中国内地和香港问题的长期关注，以及他在香港的影响力，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查良镛被邀请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
这份工作可是吃力不讨好。起草小组要讨论行政长官和议会产生办法，但涉及到这个问题不同团体间分歧很巨大，争议很多。后来，查良镛综合各种意见，平衡了各方态度，在1988年，推出了“主流方案”。
这个方案一推出，就遭到香港一些人的猛烈批评和反对，他们觉得这个方案太过于保守。为了让社会各界能够接受方案，查良镛在《明报》上做出了解释，而且组织其他记者去发表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一做法受到了外界的抵制，不单香港大学生在报社门外焚烧《明报》，连报社里的编辑也反对查良镛用《明报》宣传自己方案的做法。
一时间，查良镛感觉自己在孤军奋战。他曾写诗记录自己当时的心境：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最后一句，“不单是指社会人士，还具体指出自己在报社内的孤独境况”。
也许因为这个孤独的境况，促成了查良镛放下《明报》。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茶会上，查良镛突然宣布辞去社长一职，只留任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职位。到了 1994年3月31日，他更是把所有股份都转给商人于品海，宣布彻底退休。
那时候《明报》的地位可是不比以往，1988年他的日销量已达到11万份，到1989年更跃升到18万份，《明报》被当时的外国人评为香港的《泰晤士报》。
查良镛选择放手《明报》其实也可以算是爱的一种表现。因为查良镛自己曾说：“明报内部所有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要消除这种一人至上的负面模式，就需要查良镛的退出，“我要使《明报》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除了放手《明报》，查良镛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辞去了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香港人曾经讨论过让查良镛来当选行政长官，但查良镛很明确的表示了拒绝，“别说我决没资格做，即使有资格，也万万不干。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
虽然查良镛再也不涉政，但他却依然很关心政治，甚至和朋友闹成了绝交。97年香港回归，特首大选，因为支持的特首人选不同，他和好友黄霑在报纸上隔空对吵，黄霑怒而表示和查良镛决裂。
戴上学士帽的查良镛
慢慢查良镛逐渐淡出了众人的视野，不过他还在闯荡自己的江湖。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查良镛荣誉文学博士名衔，但他自觉自己学问还不够，他曾后悔以前把时间都投入错了地方，“当时去办报纸，去写小说有什么意思？把这个时间拿去学德文、学日文、学希腊文、学拉丁文不是好得多吗？”
不过他也觉得学习在任何时候都不算晚，于是在同年，他以81岁高龄远赴剑桥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到了2010年，他又以86岁高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创下剑桥在校生中年纪最大的记录。
在剑桥读书时，查良镛和那些年轻学生一样，用一个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背着去上课。在剑桥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不再受众人关注，不过还是有些认识他的学生想找他签名拍照，但他都拒绝了，“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先生的人生一大半都在践行着“侠者”之意，在世间江湖大展拳脚，然后又解甲归田。他回答人生就应该“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他似乎也做到了。
对先生已经不需要作太多的评价了，他虽然告别我们已去，但他留下的江湖，依然精彩。
先生走好。
参考资料：
新经典：金庸 | 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每日人物：金庸生命中的十次别离
倪匡《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
巫少飞《石梁静岩夜夜心——金庸与衢州的故事》
张恒《金庸的底色》
沈佳音《情圣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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