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侠查良镛

一代大侠查良镛

最近《倚天屠龙记》第14次翻拍，周海媚也由周芷若演成了灭绝师太，由此“金庸”这个名字又被大家不断提起。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望族袁花查氏。

他是武侠小说泰斗，素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盛赞。

在老年自报家门时，他说：“（自己的）小名宜官，是祖父取的。学名叫良镛。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

查家一向出文化人，九叶派诗人穆旦（查良铮）就是金庸的堂哥。

古代，垄断文化就是垄断资源和权力，而查家被康熙品题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金庸也一直对匾上的九条金龙和康熙御笔津津乐道。

由于家庭出身，所以金庸对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原等观念非常反对。

他认为那些时期只是少数派执政，属于“轮流坐庄”文化融合的正常现象，压根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

这个观点在学界向来有争议，于是他就在《鹿鼎记》里就设计了一个情节，借韦小宝之口，告诉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人：康熙读过他们的文章，并且夸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得好。

对此，金庸还专门提到，康熙觉得自己比明朝那些皇帝贤明，天下百姓的日子过得比也前朝要好。

结果对于“韦小宝”这种观点，那几位“大儒”听了也都默不作声，权当承认。

后来金庸还专门写了篇，名叫《三十三剑客图》的历史随笔，看似说剑客，实则说的依然是政治开明要大于政治斗争。

所以，与其说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不如说他是用武侠小说在探讨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也是他小说好看的原因。

正因为金庸对政治局势不但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还屡屡应验，所以两岸三地的政要，就把金庸当政治高人看。

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时政观察才是金庸最得意的“本色当行”，由此创办《明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儿。

而金庸在政治、创作与商业之间，切换得也游刃有余。

在封笔30年后，金庸曾写过一篇叫《月云》的自传性的文章。

月云是抵押给宜官家的一个小女佣，前面说了宜官就是金庸的小名。

文章写道，宜官从老家来到香港后，留在家乡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因为欺压农民，处了死刑。

于是，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他爸爸的军队

因为，处死的地主有成千上万，迫得千千万万的月云吃不饱饭，这样的世界必须改变，所以他就爱写武侠小说。

文章还说，宜官后来的笔名就叫“金庸”。“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所以就连写了一二十年。

香港文化界的生态，是繁忙自繁忙，功利自功利，但也有世俗乐趣和另一层面的精神松弛。

有个江湖传闻是说，《天龙八部》连载到两年的时候，金庸需要出国躲一个月。所以就请倪匡代笔。

结果，倪匡刚答应说不把主要人物写死。可可还没等金庸回来，萧峰就已经被倪匡写死了，就连阿紫的也瞎了……

金庸对此事的正式说法是：报上连载时，有一段是倪匡写的，印成书时就没有他代笔的那部分了。

而倪匡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只是提前把阿紫的眼睛写盲了。因为我认为必须如此，否则怎么和毁容的游坦之谈恋爱？

倪匡先生还强调：他（金庸）并没生气。除了我之外，因为他心目当中没有第二人可以碰他的小说。何况你还没见我怎么替古龙代笔《绝代双骄》呢，等古龙回来时，所有的人物都让我写死了，小鱼儿也受了重伤。他一上来马上就得收场。哈哈哈哈。

为什么写成那样，金庸与倪匡还是一辈子的好友？

究其原因，主要是不论金庸、倪匡还是古龙，不但有才，而且也深知现代戏剧的构架与商业的套路

于是，他们之间就惺惺惜惺惺起来，认真中多了几分幽默，豪侠中添了不少现实。

而金庸在回答写武侠小说起因时，就说：

《明报》是我自己办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是我和当地人合办的。写武侠小说，只是为了可以帮助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写一段，非写不可。报馆给我的稿费很少，假定报纸和我没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

但其实，他创办《明报》时，仅亲笔撰写的社论政论，总量有近两万篇。

这样的写作量，一方面是自己的确想表达，一方面则是由于《明报》初创时写手比较少的不得已而为之，但更多的是金庸先生从小养成的勤勉作风。

首先，少年他就曾编选过中国最早的教辅书籍，堪称《五年模拟三年高考》的祖师爷。

其次，诗人、散文家徐志摩虽然是他的表哥，遇空难去世时，金庸也只有七八岁。

但金庸似乎一直不喜欢这个大名鼎鼎的表哥。《天龙八部》里有个淫贼叫云中鹤，而“云中鹤”恰恰就是徐志摩的笔名。

想来这其中的原因，一来是因为徐志摩所谓“浪漫主义”的不着调，一方面则是由于徐志摩为了满足陆小曼的挥霍无度而在学术上一事无成。

因此，金庸的武侠世界表面看起来无比爽快，可他本人却谨小慎微。

有个故事说，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酷爱跑车。但买跑车后，却总是喜欢让别人开，自己叫辆出租车，跟在后面看。

金庸也喜欢开跑车，开始开的是奔驰，时速只有40公里。为此他不但专门去学了高级驾驶课程，还换了保时捷，于是时速终于提升到了近50公里。

朋友问：“你开跑车这么慢，难道不超车吗？”而金庸回答道：“遇到电动车、电瓶车的时候，当然还是要超的。”

金庸的出现，曾让排好座次、法相庄严的当代文学史阵脚紊乱。好在，它是被人们归入俗文学一类，而俗文学也从来不被中国文学史承认。

对这类问题，金庸向来聪明地采取迂回态度。

九十年代初，李泽厚路过香港赴美，专程去见金庸。金庸听说李泽厚的手头拮据，就拿出6000美元相赠，谁知李泽厚却以金庸“小气”为名拒绝了。

当时李泽厚在学术界红得发紫，两人的身份和心境，当真是十分微妙，一言难尽。

还有另一位大陆文化人流落香港时，金庸也当场派了五千港币的“利是”，于是双方就有些尴尬了。

高秀敏在小品《卖拐》里说“多少是多啊”，赵本山则回答说“要啥，要自行车啊”。

所谓，谈钱伤感情，关键是怎么谈。

幸亏，当时在场的还有徐克导演，就忙解围道：查先生这是要你一会儿到夜总会去好好享乐一番。

结果，皆大欢喜。

金庸对自己创作的成就评说道：“自己胡思乱想，几千几万人跟着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因为俗文学的真实位置，从不在文学史一隅，而只在世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