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基本没内容的号，能得到一些读者，大多跟那篇抑郁症的文章有关。我知道，这里有不少我们系的同学，甚至还有学妹通过那篇文章辗转添加我微信，虽然事后并未有机会交谈，但我知晓一些同伴默默传播，彼此扶持，因为某些东西彼此相连，也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那篇文章写于两年前的夏天，也是我从人类学系毕业的夏天。这两年间，我无数次想写些什么来更正其中的一些错误，但想想自己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便就作罢了，无非是有人私下找到我，我会认真的说，请不要盲目服药，请不要随意给自己下抑郁症的诊断。
当然也会有人问我现在怎么样？我想说我很快就好了起来。生活始终是稀烂的内容居多，情绪也是好大起大落，但这不代表我们有病。
如果要说当时怎么好起来的？与其说是因为药，不如说是因为人。最开始当然是那篇文章的反响，我们系里系外许多人转发，呼吁关爱，留言内容令我感动，而更让我感动的是，我收到了太多太多朋友、同学、老师小窗的问候和鼓励，其中一位我担任助教时辅助的老师说，“没想到你在经历这样的心情，想起之前对你还有些苛刻，觉得很抱歉。”（大意）而我觉得非常抱歉，给那位优秀的老师做助教，能在毕业前看着一群本科学生因为那门课程对人类学产生莫大的热情，应该是我那段时光中最快乐的事情，而我自己的懒散和大意，让我在助教一职上并没做到尽善尽美，不仅平时有缺席，最后监考那天还差点迟到，即使如此，那位老师也只很轻度地提醒了我，重要的事情是不允许有错误的，完全没有任何苛责严厉的意思，却对我道歉，认为我已经一边艰难地克服抑郁、一边努力将助教工作完成。
这让我羞愧，也让我更加喜爱人类学系的师长与同学。毕业后的两年中，我很难跟那些曾给我莫大帮助和支持的老师和同学解释我在干嘛，即便如此，还有老师给我提供求学机会，项目机会，甚至工作机会，有老师鼓励我自己的工作，还有同学不断给我最新的学术动向。而当同学问起我当年的论文，我因为懒于翻硬盘，发送得并不及时。看着很多孩子还在坚持，我做得很少，之前工作编辑老师给的机会，翻译了一篇人类学的文章，学弟告诉我圈里有挺多人转发，我满心担忧地讲，你们一定要转后面那篇应对策略啊，别只转问题，会引起焦虑的。朋友看了说我翻译学科劝退文，我好怕我导看到打断我腿。学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可不问题那篇就是大家的共鸣吗，不久后还给了我他学业上的好消息，但是那消息我听到怎么不觉得他多兴奋呢？这一切背后的疲惫我后来才知道。
说实话，读人类学系的，或者人文社科的硕博，有几个没有抑郁的？毕业旅行时我去香港见一位学长，见面第一个话题就是，“还抑郁吗？”大家互相诉说一些苦闷，吐槽一些象牙塔里的龌龊与苟且，便也开怀了，要是在聊天过程中再讲到学术的观点，说到兴致高昂，那更是开心又激动。我其实经历的是求学路上，再正常不过的困难，而这一切，我的同学们其实都在经历。所以当时我收到很多微信，有同学告诉我，其实她也在吃药，抑郁了很久；有同学告诉我，他在进行心理治疗；还有更多是诉说自己平时也偶有低落，慢慢走出，友善地分享许多方法。
那段时间大量的留言都快把我淹没了，面对这么多的善意和求助我回复得都不知所措，想说高校里的学生，可能真的是最可爱的群体，他们为自己的学术理想默默坚持，勤奋聪慧，对身边人毫不吝啬地伸出援手，真诚善良，他们分享资料、分享观点、分享爱，他们未经社会功利的熏染，还保留着一些理想主义和象牙塔里的单纯，这其中可能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无知和幼稚，甚至是视野的缺失，但这不影响他们能让你看到人类最充满希望的一面。
在我离开学校前，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有本科的孩子过来跟我说，“学姐，以后我也要选人类学！我觉得这门学科真的太有趣了！”或者是外系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跑来我们系听课，跟我聊着他们对这门学科的疑惑和敬畏，以及天马行空的田野计划、研究方向。建文楼的咖啡、图书馆的前台、南光楼的走廊、芙蓉湖的小道，在这些地方我同任何一位同学同行，那长长的路，说不完的观点和话题，眉飞色舞的趣事，远大的志向。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对人类学系的老师，来我系做小学期或讲座的老师心存感激，是他们，或许也有我们这些将毕业学生的微小功劳，一点一点地努力，让这门永远会被问到“是学什么的？”学科，逐渐在校园里被更多人知晓和喜爱。
这是我对人类学系的全部印象，它温暖而和睦。这里如能量源一般，在毕业后仍然给了我和自己生活莫大的动力。它让我开心，让我激动，让我随时能感受到热情。
而这一切却在今年被打破了。
今年端午，我回到久违的田野点，将我的毕业论文送给了田野点的老乡们。田野回访，再幸福不过的事情，回校探“亲”，也是如此。我在自己田野点不远的另一个田野点，见到了曾经一起在岛上奔波的同门，我在夜幕降临的学校，时间紧张地见了曾经彻夜长聊的学术小伙伴。我和她们站在海边看着浪头一个接一个，走在熟悉的校园走完一段又一段路，站在校门口久久无法停止话头，听到的却并不是系里美好的事情。那些事情让我难过。
而最近两天另外一所学校的事情，更加令我痛心。比之今年其他高校的丑闻，更加令人愤怒。如果说公众对象牙塔的师长们有着过于美好的想象，人类学系的学生对该系的老师或许也是如此，而这想象于我来说是真实的，他或许在某些瞬间被打破过，但那是来自于前者的，来自于整个象牙塔里的阴暗面，我们对“学人类学的人”、“人类学的老师”的确是存在某种无比美好的印象的。这印象被太多人印证了，被太多人放大了，却又被撕碎了。
碎得令人伤心。
若干年前，在自媒体和公众舆论还不如今天这般时，我校历史系的一位老师或许是近几年最早引起这方面公众话题的人。当时作为学生耻辱和震惊大过于愤怒，我去问了该老师的学生，她说，“我不信！”而许久之后我们又聊起这个话题，她难过地跟我说，“我导师那件事情，恐怕是真的。”她说了一些内容，在言语之中我感受到她的失望和无奈，我觉得很难过，便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对有志于学术的学生来说，对自己导师的失望，是难以言喻的。
而那件丑闻成为新闻被漫天转发时，我们非常的不适。那时候我们在乡村出田野，坊间都在讨论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像是一个有色笑话，被津津乐道，老乡们戏谑地询问，让我们这些该校该学院的“女学生”，感到极端的不适，仿佛是被冒犯了一样。我当时经常丢下一句话，“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们系的老师很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老乡们听后暧昧的表情，则是更加令人不舒服。而那时因为校园会议见到的青年学者，也谈及这个话题，我极力维护我系老师，“历史系我不清楚，但人类学系不会。”“你怎么知道你们老师不会呢？”我当时语塞，“就是不会！”接着对方说了一句玩笑话，让我差点离桌而去。
时至今日，如此这般的底气再也不复存在。那些学弟学妹的朋友圈里，充满了对系里的失望，充满了对学科的失望，热情？喜爱？我看着可畏后生一往无前的朝气如泄了气的皮球，轻者茫然，重者愤怒。
在香港时，那位学长曾劝我不要读博，我们站在维港的码头墩子上，他背着帆布袋，站着，我说，“我抽根烟，你介意吗？今天跟你们一起，憋一天了。”“嗨，你早说啊。”然后他看着前方说，“别读了，毕业后去找份工作，谈个恋爱，就不抑郁了。”我自然是据理力争地表达自己的决心，“你有没有想过，你五年后，再去社会，跟那些年纪轻轻的求职者，会有多大差距？”
在那时，我没有被说服。但我的确找了一份工作，谈了个恋爱，然后我好多了。后来，当我再次不好，我知道那同抑郁症没关系，那是生活。
我时常想起那时那位学长对我说过的话，那时我们都是论文、答辩、毕业，学生。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职业，他离人类学更近，而我也不觉得自己离人类学遥远。只有同为学生的人会对你说这么真诚的劝告，也只有同为学生的人能了解这个中快乐和失望。
两年过去，我们该克服的“抑郁”都以各自的方式度过。而我们或许都不用再一遍一遍地提醒那些对人类学有热情的学弟学妹，这门学科很不容易，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许多人的热情都被浇灭了；也不用再一遍一遍地同人解释这是门什么样的学科，越来越多人知道它了。我想最近的这件事后，更多人会知道这门学科，真是好笑又耻辱。
WTF
但我依然会说，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学科。我认识的那些人类学系的老师、同学，是最可爱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你们玩闹或沉思，奔波或休息，我仅仅是看着，都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一群人呢？我希望你们热情永在，哪怕不是成为人类学家，也永远以敏感和爱，参与着社会，观察着人类、和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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