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误国——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有感

曾国藩在赴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初始，就已定下“委曲求全”的办案方针。这是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洋人的战争不下几十起，断无一起不占上风，一是洋人兵强马壮，武器装备精良，既便只是半自动的步枪，也比大刀长矛强；二是清政府主战派与主和派屡次纷争，无统一意见；三是清兵军纪涣散，战斗力几乎为零，只能欺负手无寸铁的平民老百姓，面对外敌则不堪一击。

曾国藩从塘报上看到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的奏折，他们都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以喻之以理，应采取强硬态度。言辞最激烈的是醇王，他说要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这辱。曾国藩看完塘报后心中很不安。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对这些空谈，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恼的是他们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尤其是那个于世事一窍不通的醇王，偏偏要以王叔之尊来妄发议论，博取美名，令人批驳都不好下笔。清议误国！曾国藩想，这四个字真是千古不刊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