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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之带着郁闷、悒悒不乐的情绪到家的时候，立刻被家里那种散淡、亲切的气氛代替了。
进入大门的俑路两侧已冒出了不少苔藓，不大，但一圆坨一圆坨，绿茸茸的，宛如小孩的手掌。不知怎么，可知喜爱这些茸绿绿的苔藓，有时回家在院里闲转的时候，他总要蹲下来细细地端详他们，有时轻轻地抚弄一下那细茸茸的、稍稍凉凉的、星星般的叶面，他能感觉到这是他们会睁开眼睛——婴儿般清澈的眼睛，笑嘻嘻地纯真地望着他。
甬路的左边是一棵梧桐，虽然不是很粗很大，但俊逸轩直，枝叶繁茂，宛如一个俊俏的小伙，充满了朝气，每天都摇晃着枝叶，在轻风中哗啦哗啦地摆动着，总是在欢声笑语中迎接着小主人的归来。记得小的时候，奶奶总是拉着他的手，蹒跚着双腿在这株幼苗附近转呀转呀，并且低声地咕哝着，孩子孩子，快长大吧……
甬路的右边是一棵由可之的父亲才植上的杜仲小树，虽然看起来有些孱弱、干直，但却有些少年老成的样子，一身青紫色的树皮，一动不动地直立在那儿，仿佛睁着懵懵的眼睛——虽然父亲在植下它之后，总在有事没事的时候不停围着它转悠——杜仲的树皮可以入药，父亲希冀它快快长大，指望他发一笔小财，但他没有回应，似乎每天都是那样茫然直立着，如一个萌然没有入世的小孩……
院里的小鸡们每天都是快乐的，咯咯咕咕地在院里悠闲地踱着步子，偶尔两只披着彩色羽毛的公鸡倏然之间耸起了脖子，不知是为了食物还是争风吃醋而叨了起来，像两个泼妇一样蹦着吵闹着——母鸡和小鸡们视若罔闻，仍然全神贯注地寻觅着食物，有时偶尔抬起头扫上一眼——对可之的回来也是如此，闲散地溜达、转悠着，不闻不问。
吃过晚饭，父亲在藤椅上坐了下来——他知道父亲想和他说话了。六十多岁的父亲性格耿直，多少又有点文化，因而颇有些愤世嫉俗，每次可之回来，总是语重心长、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接受别人的贿赂、不要迷于女色等等，而后再和可之谈论时政，从美国出兵伊拉克到朝鲜半岛的谈判等，父亲总能说出个一二三。
然而这次可之刚坐下，父亲就凑过了身子，在恍恍惚惚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神神秘秘，悄声而又郑重其事地问可之，“和行里那个叫……什么”父亲似乎在竭力地想着，“对，叫清悠的怎么样了？”
“爹，”可之望着父亲，苦笑着，“那不可能！”
“咋不可能？”父亲善意地笑望着可之。
“不可能！”可之依然笃定地摇着头，不知怎么眼前又浮现出了那片美丽的银杏叶片，还有叶念那红霞一般的微笑，但渐渐黯淡了，变成了回家路上的漠漠夜色……
“不过，”父亲又向他身边凑了凑，“有人给你介绍了一个，是下川乡的广播员，”说完，父亲怀着希冀的目光，定定地望着他，好像在说：怎么样？
第二天上午可之在和母亲在院中的捶布石上下象棋的时候，母亲也提到了这个女子，母亲虽然头发已经花白，腰身也稍显佝偻，但仍然精神矍铄，伴随着砰的一声翻山跑落地，母亲中气十足地说道，“娃子，你爹夜里是不是在和你鼓捣广播站那个女子？”接着定定地看着他，“娃子，你可要有点主见，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又有了现在这么好的工作，再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有很大差别，如果是城市户口，到了法定年龄，不但能够在城市居住，而且还可以安排工作，但农村户口却不一样，不但注定你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而且即使你在城里有工作，也是临时工，身份悬殊很大。
阳光欣欣然地照在院落里，鸟鸣啁啾，梧桐树仍哗哗啦啦地欢畅地拍着叶子。母亲四八年参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现在银行工作，五八年错划为“右派”，划为“右派”以后先是和原来的丈夫离婚，继之两个孩子夭折，到七八“右派”平反已是年近六旬、两鬓斑白，但母亲仍然工作至六十四五才从岗位上退下来，母亲的一生可谓蹉跎、坎坷！但母亲的一生也是怀揣信仰，永远向初心迈进的一生，即使离休以后回到乡间，母亲依然勤劳不辍。因而每次回到家里，面对母亲、面对那双眼光，他都有一种厚实和内心升起的一种脚踏大地的踏实的感觉。
母亲面色红润，边和可之说着话边看着棋盘。可之虽然没有看着母亲，但能感觉到母亲脸上明亮的阳光和那双历经世事深邃的眼光，可之从内心深处也模模糊糊地认识到和这个广播站的女子不可能有未来，但青春时期的懵里懵懂仍然使他充满了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很青春？很漂亮？可之还是想见见这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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