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见过广袤草原的人可能对这样的标题不会悸动。但见过的人，还是会觉得这样的诗句些许温柔了。这句标题来自一首诗作------《她的黑马群》，作者陶宁。我是在罗新教授的著述《从大都到上都》的序言中读到这首诗。若不是罗新教授这场事先张扬的远足之行，想必我会继续错过这首诗。尽管罗新教授在引用这首诗时只是节选，但是我还是能想象这种来自深刻记忆的诗句在被罗新教授回忆起他第一次读到时眼角飞舞的喜悦。
《从大都到上都》有一篇长长的序文。这篇序文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于一次远足缘起的探究，乃是更多的集中于这样的一个自我提问：”那么，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我想这样的问题，除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思虑之外，还包含着对于当下历史的关怀。
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学传统中，常常会有人提到”向历史学习教训”。对于这样的话我现在不敢苟同。这样的看法乃是基于认识到历史作为教训的存在，既然是教训，那么所学习的就不应该是让“历史”重来一遍，而是要让“历史”在形成过程中成为“新的历史”。至少让“我们的历史”在未来的时间里在后辈眼中的确有长足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又会成为后辈在创造历史时引以为鉴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不局限于往前看，更为重要是成为往后看的参照。毕竟用历史作为指桑骂槐的功能还是少。
罗新教授在《从大都到上都》的记述中已经不是单纯的瞭望历史深处，他更愿意以当下的历史作为参照，在阅读这本著述时，我常常心生一种错觉，我仿佛看到在从大都到上都的辇路上，在衣着光鲜、车马陵陵、浩荡不绝的皇帝出行的队伍中，罗新教授像一个透明的魂魄一样夹杂在这支队伍中，晨钟声中出发，暮鼓响时歇息。他跟着这支蜿蜒的车帐队伍越岭翻山、渡水通关。而这一支皇帝避暑出行的队伍依然按照不变的行程和日程行进着。没有任何一个队伍中人发觉罗新教授的存在，视而不见一般。
从上都到大都这条路在历史中存在的时间并不久远。但是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历史却足够我们回味和探究。对于大都和上都而言，这两座城市不同的命运也正与历史的节点一样，历史到了那里，要么平铺直下，要么转了一个弯，掉头而去。在上都到大都之间的这条路，到如今也不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当我们站在现代的角度去理解和体会一千年之前的地理、风土、人情和历史时，才发觉历史所包含的内容除了久远的过往之外，还包括我们的现在的审视。
我们将大都到上都的历史视为我们的历史，却缺少了对这两座城市之间漫长路途的追问。我想罗新教授之所以会将这次属于个人的徒步旅行命名为《从大都到上都》，不过是将这些追问一个接一个尝试着回答。回答这些历史为什么属于我们，回答这些历史中我们曾经拥有的遭遇，回答这些历史中给予我们的教训，回答这些历史中带给我们的遗迹。《从大都到上都》的序文为：走向金莲川----一场事先张扬的远足。
金莲川得名于盛开于河谷草原的金莲花。金莲花并不是莲花，而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叶圆形似荷叶却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多，花色以黄、橙为主，故得金莲花之名。这种草本植物喜凉耐寒，多生长在二至十五摄氏度的湿润环境。
金莲川得名于野花，但是这个名字怎么看，都显示比较自然和随意。少了许多矫揉造作的成份在其中。草原上的野花特别多，但当一种野花特别得势时，花季来临时，野花也能显示出无比的气势，从山那边到山这边，都是它的家。如果结合金莲川得名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个朴素的名字里看到蒙古人对于草原的认识。
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条旅程，还代表着另外一种历史的潜在含义。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而上都，依然还是金莲川。从现在当下的视角去看，这两个历史地理上绕不过去的名称，也代表着历史的不同走向。大都，在元顺帝仓皇辞庙之时已经成规模了，而其后大都在元、明、清、中国民国的序列中也几番变化，它的名字也从大都变成北京、北平。而作为元朝夏宫所在地的上都，它更为朴实的名字-----金莲川基本上没怎么变过。如果我们知道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河谷之地，曾是万千人马、世间奇货的汇聚之地时，我们可能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我想这或许就是罗新教授自我提问时的问题之一。
我们将这些历史捡拾出来，并非为了证明我们的历史博大精深，而是要提醒我们对于历史的漠然。尽管元朝在中国历史中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十余年的时间，但这样一段历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又花费了多少精力去探寻这一段历史呢？而这一段历史又是蒙古帝国历史中的一部分。历史牵扯出来的历史无穷无尽，历史缺失的大部分原因都在于对于历史的漠视，总以为自己知道，事实上我们对于它常常一无所知。还不如金莲川上盛开的金莲花见得多。
罗新教授在平和的远足缘起的追问中，问及自己对于历史与国家的认知。在《走向金莲川》的序言中他引用了好几位旅行家的独白，这些独白来自世界不同地域的人对于探索世界的感知，其中最触动的我是来自斯坦贝克的一段话：
“我幼小之时一心向往远方，大人说成长会治愈这种心痒。当岁月的流逝证实我已长大成人，他们开的药方又变成了中年。等到了中年，他们又说再大一些我就会降降温。现在我已经五十八岁了，也许他们还会说，年老了就好了。从来就不见效。轮船的四声鸣笛总让我汗毛直竖，踮起脚后跟。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甚至马蹄敲击路面的声音，都会令我浑身战栗，口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胃在肋骨编织的牢笼里涌动翻腾。也就是说，我没有长进。换言之，本性难移，一旦做了流浪汉，终身都是流浪汉。恐怕此病已无药可医。我写这个不是为了指导别人，只是为了提醒我自己。
当心神不宁的病毒控制了一个不羁之人，而且离开此地的道路显得那么宽阔、笔直和甜蜜之时，受害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出发的由头。这对一个实际上的流浪汉来说毫不困难，他有现成的百千条理由供他挑选。接下来他得制定旅行计划，确定时间、地点、方向和目的地。最后，他得实施他的旅行。怎么走，带什么，待多久。这个过程总是千篇一律、恒久不变的。我写这个是为了提示流浪汉国度的新来者，如同刚刚触及他们崭新罪恶的青春期少年一样，不要以为那是他们发明的。
一旦行程被设计、被准备、被实施，一个新的因素就会进来掌控一切。每一次旅行，每一次远征，每一次探险，都自成一体，迥然不同于其他旅程，各有自己的人格、气质、个性和独一性。一次旅行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两个人是同样的。所有的详细计划、安全措施、严密监控和强力实施，都无济于事。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专家指导、行程、预订，一切井井有条的安排，在旅行的特有人格面前会撞得粉碎。只有体会到这一点，撞了南墙的流浪汉才能放松下来，随遇而安。只有这时，一切困扰才会烟消云散。在这个意义上，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说完了这些，我感觉好一些了，尽管只有那些切身体验过的人才能够理解。”
上述这一段来自美国作家斯坦贝克《与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中的卷首语。罗新教授对于他自己的这次远行所发出的感慨正是来自这一段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真得了解他所研究的中国吗？我想这个问题很多当下的人都不能脱口而出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的历史太过于复杂，而且又处在急剧变化之中。甚少有人能够愿意去了解恒古以来一直生长在金莲川的金莲花到底有何中惊艳之色。
从大都到上都，从德勤门出发，从燕山的缝隙中跻身而过，就会趋近于塞外的草原，如果打马不停歇的话，顺着这一大片无际的大陆远行，最远可以抵达欧洲的英吉利海峡。在金莲川鼎盛时期，操着不同语言、口音的商旅和人，从四面八方远道至此，在这里度过一个清爽的夏季之后，在秋季再四散而去，来年往复。
在罗新教授的笔下所写的是遥远的故事，他侧身在那历史上华丽的皇家仪仗行旅中，看到的却是当下的日子。这一点，是斯坦贝克所忽略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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