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与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汉语自成体系，与其他语言都不相同。
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都可以运用自如，可以有双母语，甚至三种母语。但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是极少数。这是指真正的“精通”，运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畅”。
近日许渊冲教授上电视朗读，引起热议。像许老那样在中、英、法三种文字之间互译，而且能译诗，达到那样出神入化的水平，着实令人钦佩，但这绝对是特例。本人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至少十岁以前开始学英文，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做翻译，但是自问外文的运用无论如何与中文不可相提并论，就翻译而言，从外文译中文尚可，而从中文译外文，特别是文学作品，从来不敢自己定稿。
中文（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一是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发音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一般认为是自秦朝开始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生为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二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
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师、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与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况也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随便聊天，有人说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诗经》：“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
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这是很寻常的比喻，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典故，到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和脱口而出的成语，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中学国文课本与我原来学的差不多。
每个人本能地都用母语思考，所以对母语的修养越深，能调动的资源、语汇以及联想就越丰富。当然语言也是有发展、变化的，时下的许多新的网络语言，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不过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待时间的淘洗。
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体会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这首诗，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教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背，就让我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
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处理书籍），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不知去向。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学问很大，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他都能补上去。当然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非常厚。
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认为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发现日常用的许多成语原来就典出《左传》。例如“疲于奔命”这个词原来与一个叫公申巫臣的故事有关系等。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
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的兴趣，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
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我至今也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没有人逼我，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碰巧遇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洋文再流利，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不讲，这里只讲中文教学。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
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大狗叫，小猫跳，小弟弟哈哈笑”，完全是白话。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
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挑几篇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少量选读，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对教的内容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击节赞赏，甚至自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而使劲记。所以有人说“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断裂，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是没有断裂的。
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2年他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
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因躲天津水灾，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我从古文体验到的思想情怀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
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和学校教育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
今人不可不读古文，但也不能多读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举例也是挂一漏万，免不了片面性。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
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审美品味、待人接物的教养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学我学过那一点点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
如同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这样的精品。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进过精品店，有了这个见识，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还可以讲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读什么随便。
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文章实在漂亮。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有名的神童才子，却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岁。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少年轻狂，忽然觉得不服气。于是作文写道（大意）：王勃当时十四岁，现在我也十四岁，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整天念的就是古书，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
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还得念外文、外国历史地理、数理化，等等。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
其实王勃的“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他自己。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我就交了这么一篇文章（按当时的要求，还是文言文）。老师很开明，给了“甲”。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例如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怎么选、怎么教、怎么给学生以美感、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教学的见解和艺术。
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有了这个熏陶，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来强制你，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你非常热爱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
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它有这么美的东西，你已经欣赏了、你已经体验了。
但是同时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还有像胡适，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他们中国文化的修养都很深，都热爱这个民族，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就产生要努力改进它的动力。
编辑：严婷婷；审核：杨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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