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的碧波残影里，藏着许多波光十色的往事。那植满梅花的孤山下，西泠桥边，有两座苏姓坟墓南北相对：
一座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另一座是民国名僧苏曼殊的。
事实上，与其说苏曼殊是个和尚，不如说，他是个顶着和尚名头的“有情人”。
因为，在他的眼中，“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1912年，李叔同应邀担任上海《太平洋报》的主笔和编辑，同年5月12日，在报上开始连载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
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有日本名族血统的中国和尚三郎，少年时因与订有娃娃亲的中国白富美雪梅爱而不得，饱受打击毅然出家。后来东渡寻母，又爱上日本表姐静子，却不敢再次面对爱情，只好选择避而远之，逃回家乡。最后发现雪梅已为他绝食殉情身亡。
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和尚谈恋爱的小说，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奠基之作，也被看成是他的自传体小说。那个倒霉的三郎和尚，正是苏曼殊本人。
同小说里的三郎一样，苏曼殊也有日本的血统。
他的父亲苏杰生是广东珠海人，事业有成，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任横滨万隆茶行英资买办。苏曼殊于1884年出生在横滨，但他的生母并非苏杰生的合法妻妾，而是一个日本女人河合若子——苏杰生第二房妾河合仙的妹妹。所以，苏曼殊是一个混血儿兼私生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曼殊都以为河合仙是他的生母，自己和河合仙都是不被家族承认的一份子。即使后来五岁那年，由于苏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被领回到广东老家那个大家族，他那种“零余人”的感觉却几乎终身伴随着他，以至于发出了“世上飘零谁似我”的慨叹。
远离生母的苏曼殊，在家中并没有受到多好的待遇。
十二岁那年，他害了一场大病。家人不仅没有为他延医治病，反而被掌家的大陈氏关在柴房里等死。
奇迹般病愈后的苏曼殊选择了离家出走。他跑到广东江门，进了新会慧龙寺，追随着赞初和尚一路化缘到了广州长寿寺。这是少年苏曼殊的第一次出家，也是他第一次对家庭感到幻灭的开始。
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苏曼殊面对父亲苏杰生的病重无动于衷，他拒绝了回去送终的请求，与苏家完全断绝关系。他说：“我是一个钱都没有的穷小子，要我回去做什么呢？”
在长寿寺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年幼的苏曼殊受不了吃素的清苦，偷吃鸽肉被发现，遭逐出庙门，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
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两年，学习中文和英文。1898年初春，在表兄林紫垣的资助下，到日本留学。
在日本，纷纷扬扬的樱花雨下，苏曼殊邂逅了一位如樱花般的日本女郎。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情书往返，坠入爱河。初恋的新鲜与甜蜜，使得苏曼殊开始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乐趣和温暖。
只可惜好景不长，彩云易散琉璃脆，他们的恋情被本家一个叔父撞破，对二人横加指责，强烈反对。羞愤的女郎见今生二人相爱无望，悲恸之下跳海殉情而亡。
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
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
——苏曼殊《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那个徒留在世上独活的人，万念俱灰，哀莫大于心死，重新产生了皈依佛陀的念头。他中止了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的学习，负气回到广州，决心第二次出家。
在广州白云山上菖蒲涧，有一座宋代建造的蒲涧寺。苏曼殊来到寺中，决心寂坐禅房，度其青灯古佛生涯。为了表示出家的诚意，坚定离俗的决心，他曾去博罗某寺，“闭关”苦修三月。尽管下了这样大的决心，经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是他心里的缺憾依然得不到弥补，整日面容忧苦，长吁短叹。
一次，终南山草堂云游的方僧与他相遇，见他心绪不宁，便关切地问他：“你已经披剃出家，为什么还发出这么多的忧生之叹呢？”
他答道：“我是由于摆脱不了感情上的困境才出家的，现今虽然出了家，却仍然感到愁闷。”
有关苏曼殊的第二次出家，好友章士钊有诗一首：
最高名处是无名，谁解无情作有情。
飞锡暂趋蒲涧寺，诵经不避阖闾城。
为情出家，以情求道，终究不能让心上无挂碍。没过多久，他又返回了横滨，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苏曼殊在横滨华侨所办的大同学校先后学习了四年，又往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一年，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这将近六年的留学期间，他的生活很清苦。
后来，他的同学兼好友冯自由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由于林紫垣一个月只资助十元，入不敷出，他只得住最低劣的“下宿屋”，吃掺了石灰的米饭，晚上也不点灯，就为了节省火油钱。
在这段启蒙时期的艰难岁月中，苏曼殊开始投身革命，正如章太炎所言：“革命是补泄兼备的良药。”
日本横滨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曾经起过特殊的作用。孙中山对横滨华侨的工作极为重视，曾居住在横滨，从事革命活动，达八年之久。
1903年，在横滨侨商的保送下，苏曼殊转去了成城军校，继而加入以反清为宗旨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后，又毅然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报名参加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决心血洒沙场，做好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理准备。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七绝·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无奈苏曼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行为，遭到了林紫垣的极力反对，并以断绝资助相威胁。
但苏曼殊宁可丢掉饭碗和中辍学业，也不肯放弃革命，结果被林紫垣强迫回国。在返程的轮船上，他伪造了一封自己的“遗书”寄给林紫垣，声言他已到黄浦滩，即将投海自杀，死生不复相见，随后转头继续投身革命。
回国后，没了经济来源，苏曼殊先任苏州吴中公学教习，后为上海《国民日报》撰稿。
期间，曾和好友陈独秀合作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以《惨社会》之名发表，批判清政府统治下的“悲惨世界”和数千年来的封建观念。可惜过程不算顺遂，没有完成。临别时，苏曼殊感慨万千，给陈独秀留了一首诗：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苏曼殊《七绝·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孙中山和黄兴都很欣赏苏曼殊的率真性格和革命热情。孙中山曾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
某次，苏曼殊为章士钊写了一篇杂文《呜呼广东人》，大骂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洋奴买办之流，讽刺广东人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国事艰难，结果导致报刊被迫停刊。
停刊后，苏曼殊便到香港投靠兴中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少白。
1904年春，苏曼殊听说保皇党猖獗，康有为把海外募款中饱私囊，便跑去跟陈少白借枪，决心暗杀康有为。因陈少白极力劝阻，才没有实行。
后来因为和陈少白发生误会而遭到冷遇，苏曼殊感到自己不能有所作为，便选择了再次出家。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
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
——苏曼殊《柬金凤兼示刘三》节选
他前往广州番禺海云寺落发为僧，但为时只有数月，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资格。因为仍是吃不了素，受不了苦。
有一天他趁住持外出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溜之大吉。从此以“博经”自命，并自称“曼殊和尚”，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曾这样评价他：
“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误以为僧，群举与太虚、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虽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
苏曼殊的确是个性情中人。
他时而祝发托钵，身披僧衣，寄食于寺庙，时而留起长发，西装革履，出现在秦楼楚馆，过起放荡不羁的生活。
风流倜傥的苏曼殊很喜欢歌妓舞女。在《曼殊杂记》中列了一串名单，那是与他有交往的歌妓，有名有姓有住址的就有28人之多。
苏曼殊每笔花销都会细心记录，甚至几个铜板的小事也不放过。在他的一份残账中发现，酷爱读书的他花在买书上的钱只有500多元，而同一时期在“青楼楚馆”的开支竟高达1877元。
但他对于女人只是“品”，细品，而不以“淫”为主。他评价与他交好的妓女“花雪南得气之冬，张娟娟得气之秋”，花雪南与张娟娟都是当时的歌妓。他在他的《燕子龛随笔》里记录，有一日他上舞馆去，竟只是为了和张娟娟讨论敬安和尚的诗作。
1908年，苏曼殊去日本探母的时候，在一个音乐会上认识了调筝女百助枫子。二人一见钟情，互为知己，同居一夜，却未发生任何事。
百助枫子问：“你对我心存芥蒂吗？”
苏曼殊回答：“我怕达到沸点。”
后来百助枫子主动提出订婚，苏曼殊却以僧人身份为借口拒绝了，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苏曼殊《本事诗》节选
当年苏曼殊在南社人士主办的《太平洋报》连载《断鸿零雁记》，李叔同和苏曼殊两人都非常擅长美术，后来被合称为“南社二僧”。但两人的为人和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
苏曼殊画山水，多取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
当时南社诗人叶楚伧也想要一幅苏曼殊的画，向他提了很多次，但他都推脱说没有合适的静室和画具，迟迟不动笔。
有一天，叶楚伧把苏曼殊领进李叔同作画的房间。苏曼殊进门一看，他爱吃的朱古力糖、牛肉等摆满了一桌，正高兴着，叶楚伧借口有事，到门外将房门反锁了，大声说：“房间里什么都有，我也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你就安心在里面作画吧！”
没有了借口，苏曼殊只好为叶楚伧画了一幅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汾堤吊梦图》。
对此，叶楚伧很高兴，曾写了一首诗记录：
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
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
苏曼殊生平不肯多作画，革命先烈赵伯先和苏曼殊相识于南京陆军小学，曾请他画一幅《长城饮马图》，但是他没有画。后来黄花岗起义失败，赵伯先愤懑呕血而死。
苏曼殊十分痛惜，把自己关在房中，把画画好，叫人带去了香港，烧在赵伯先的墓前，并宣布从此以后，不再作画。以致他流传世间的画稿就更少了。
鲁迅曾这样描述：“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这位有钱就花个光，无钱就落庙堂的怪人，就是苏曼殊。
苏曼殊身体不好，但极其贪吃，贪吃到几乎和他的才名旗鼓相当，是一个要饭不要命的“吃货”。最好吃糖，在杂记中自叙在杭州“日食酥糖三十包”。
小说名家包天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来调侃苏曼殊的嗜糖顽习：
松糖橘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
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苏曼殊还喜欢喝冰水，喜欢一次性喝够。章太炎在《曼殊遗书弁言》中回忆，苏曼殊在日本时，“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
还有一则与他有关的故事，可以瞧见他的确生性率真无邪，大概是这么回事：
有一天，苏曼殊走在路上，碰到他的朋友胡蕴玉。胡蕴玉冲他打招呼：“你去哪里？”苏曼殊回答：“赴友饮。”胡蕴玉接着问：“你的朋友在哪里宴请你啊？”苏曼殊说不知道，然后反问胡蕴玉：“你又干什么去？”胡蕴玉觉得有些好笑，但还是同他说：“我亦赴友饮。”“然则同行耳。”
不知道上哪赴宴的苏曼殊，最后跟着胡蕴玉到了胡蕴玉朋友的宴会上，坐下拿起筷子就吃，也不和胡蕴玉的朋友打招呼，一直埋头苦吃，吃到肚子发胀，离席而去。
等苏曼殊死后，这样的故事越编越多。准确来说，没等苏曼殊病逝，这种段子就流行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前文所提章太炎说的“饮冰”，冰是日本流行的一种解暑冰水，后来又有“吃包子”、“吃板栗”、“吃芋头饼”类似的段子。以致后来有“朋友”说他为了吃糖果，不惜把俩金牙敲下来换钱买糖，给他起了个绰号“糖僧”，说他最喜欢吃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爱吃的摩尔登糖。
对于苏曼殊这样作死般的贪吃，陈独秀有自己的理解：
“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1918年春，苏曼殊病卒于上海广慈医院。
据传说，住院期间医生对他的饮食严加控制，不准吃糖，可他却逃出医院，去街上大吃八宝饭、年糕、栗子和冰淇淋，致肠胃病加剧而死。死后，在他的床底下、枕头旁都翻找出不少糖纸。
苏曼殊病逝的时候，年仅三十四岁。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人，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
红尘俗事眼前过，临终时他只留下了一句遗言：“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徒留后世人无尽感慨。
他的好友郁达夫对苏曼殊有一段评价，大概最为中肯：
“笼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起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所以，“苏曼殊这个名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了”。
这样的怪咖，生在晚清民初的时代，用柳亚子的话说就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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