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余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译文：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 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做了巴陵的太守。过了一年，政治清平人民和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便重新要修建岳阳楼，按照原规划增添新项目，要镌刻唐代名著和当朝名人的诗词歌赋在碑文上，（老友滕子京）要我给写一篇序文。我看这巴陵郡的得意之作，尽搜在这洞庭湖了：湖面宽阔如镜将远山近影罗列其间，它吞噬了万里长江，波涛滚滚，无边无际；朝霞万段又夕雨纷飞，这大自然的景象变化莫测啊！这岳阳楼壮观的场景，早为古贤今人捕捉描述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但是这洞庭湖，北通三峡之首巫峡，南达潇水湘水之源，对国家民族负有历史重任的往来者和评述者多聚会在此，触景生情，难道也是这样千篇一律吗？
但凡遇上黄梅雨的时节，这洞庭月余愁锁湖面不开怀畅爽，阴风怒吼，浊浪横空，日月星辰隐蔽不明，秀美的山川潜藏无形，商务往来和旅行者困居旅途，往日穿梭在湖面的大小船只桅竿倾倒桡片零落，早晚雾重还能隐约听到虎狼咆哮猿猱哀鸣。这时登上岳阳楼，不免会有离开朝政转回故土安身想法，因畏惧着小人谗言暗箭所伤，此情此景与此心情掺和，必满眼凄凉感时溅泪一掬离去！
又若遇上阳春三月，湖面平静，波光渺渺，如那碧蓝的万顷宝石所嵌，水鸟儿闹闹嚷嚷，各色鱼类穿梭嬉戏，湖岸岛丛白芷兰花竟开；抑或遇上长虹一道，皎月当空，万顷波涛金银闪烁，月光筛在湖面绿如璧玉，渔歌唱对，其乐无穷！这时登上岳阳楼，不免心乐开怀，所遇宠幸荣辱全抛却，迎风举酒，对酒当歌，此情此景与此心结合，必踌躇满志竞奔各自前程！
哎呀！我也爱自作多情去为那些志士仁人着想了吧，也许还有不同以上两种想法的。为什么？不以个人利益得失沾沾自喜与悲愁，为政做官所作所为常思是否合乎民意，躬身耕耘也不要忘却了匹夫应尽报孝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这样的作为已经是很难很难的了）但也还有个进与退、乐与忧的问题时刻在牵肠挂肚，何得其乐呀？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于极乐境界：“一心一意为着全人类的利益去忧去乐而忘了自己得失的时候——也就是'无我’的襟怀境地啦！”唉！这样的人纵然很少，除了这种人我又能跟谁获致解脱大智大勇而视死如归呢？
本序文作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仲淹，才华横溢，文能治世，武能安邦；文人界的天花板，武士界的佼佼者。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能将，从寒门孤儿到千古明相，命运给了他一手烂牌，他却比谁打得都好：抵御西夏，推行变法，三招解决经济危机，让后世敬仰的千年。
范仲淹的一生经历了很多曲折，幼年丧父亲，母亲改嫁，寄人篱下。成年及第登科，在地方做小官，在台州兴修堤堰时，遭遇暴风巨浪，顶着艰险就要修筑成功时，又因母亲去世而回家丁忧，没有看到堤堰完成的那天。好不容易在中年被提拔进入了朝廷，却又先后三次外放，谏言摄政刘太后还给天子被外放，劝阻宋仁宗废后被外放，上书弹劾宰相吕夷简擅权被外放。在地方时他不畏艰险，进了朝廷，他同样不惧权贵，百姓推崇他的气节，将他视为天下楷模；宋仁宗钦佩他，视他为柱国良臣。
庆历年间，西夏入寇，宋朝因为前期的误判，导致边防军力损失惨重，范仲淹临危受命，深入前线挽救乱局，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重新塑造了宋朝在陕西的国防秩序，并提出了北宋之后百年间进取西夏的战略蓝图—“横山战略”。张亢、种世衡、狄青等宋朝最得力的守将皆是范仲淹提拔而起，其中张亢更是成为了西夏国主李元昊的克星。凭借在西北的战功，范仲淹再次得到宋仁宗的提拔，晋升为执政，全面主持庆历新政，范仲淹主持的新政非常激烈，他提出的十条变法法令中，有五条直指吏治，九条牵涉政治，甚至对于皇帝的权力，他也希望加以约束。他的副手富弼担心罢黜那么多的官员会有后患，范仲淹却只一句话回复他：“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一个家族的哭泣如此比得了一方百姓的哭泣呢？只是变法一旦得罪了太多人的利益，无论如何也难以持久，只一年时间，庆历新政便在朝野内外的攻讦下无奈收场，范仲淹与他所重用的庆历君子们再次遭到外放，这一次范仲淹再也没有机会重回朝堂。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用一生的时间实践了自己的理想，虽然他的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当他留下的信念却在朝中生根发芽。庆历君子在嘉佑年间被重新召回，以更加稳妥的方式重行新法，王安石视他为“一世之师”。但此时的他早已不去纠结那些朝堂上的恩怨情仇，晚年的他只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兴办地方教育、兴修地方水利，一如他在《岳阳楼记》所总结一样：“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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