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黄面白心”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成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热议的焦点。

岂不知早在152年前，一位刚刚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被委任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廷首个外交使团，远涉重洋，出使欧美。

这个美国人，成为中国出使西方的第一个外交使节。

他就是美国人——蒲安臣。

阴差阳错来中国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一个拓荒者家庭，他的英文名字叫安森·伯灵格姆（Anson Burlingame）。后随父母迁到密执安州，在那里他接受了良好的初等和高等教育。1846年，他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在波士顿找到一份律师工作。

蒲安臣深受早期美国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极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很快就崭露头角。1852年，他就成为马萨诸塞州立法议会代表。1855年，当选美国国会议员，一干就是三届。

蒲安臣同情黑人在美国的悲惨境遇，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60年，他不遗余力支持林肯，遭到南方反对派的忌恨，导致落选国会议员。林肯心里不安，于是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

林肯这一任命，却遭到奥匈帝国强烈反对。原来此前蒲安臣曾发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拒绝他入境。无奈之下，林肯把蒲安臣派到中国担任公使。

蒲安臣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来到中国。

最受清政府欢迎的外国人

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

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国际地位低下，美国对中国也不重视，驻华公使常常由在华商人临时担任，薪水也很少。当时的驻华公使并不是一个美差，很少有人愿意担任。

而蒲安臣担任驻华公使，一干就是五年，成为美国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公使。

蒲安臣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来到中国后，他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国的许多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西方人用武力政策强迫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在华积极推行“合作政策”。

当时的清政府，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早已是衰弱不堪，难抵外侮了，只能成为西方列强刀俎下的鱼肉，任人宰割。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势必会导致中国更加混乱和动荡，这并不符合美国这个后进的注重商业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在美国人看来，保全中国，延迟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把机会留给了美国。

蒲安臣联合其他在华公使，成功推行对华的“合作政策”：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列强在华瓜分土地和索取特权；反对列强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来作为解决和清政府争端的手段；列强在华相互合作，共同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主张中国境内贸易开放，并融入西方框架下的国际社会。

尽管蒲安臣推行的“合作政策”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但客观上他的种种“善举”的确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

在他的支持下，《万国公法》译成中文，让清政府学会如何在条约体系下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还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用清政府在英法战争中的赔款，在中国建立几所学校。

当然最出彩的是他调停“阿思本舰队事件”。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通过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在英国订购了7艘兵船。李泰国背着清政府，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了所谓"合同十三条"。规定由阿思本完全控制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并且不顾清廷原议，擅自决定舰上人员全部由英国人出任。

清政府对此妄自签订的荒谬合同拒不承认，并且将阿思本降为副管带，受两江总督的节制，要把舰队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李泰国和英国公使卜鲁斯却想以舰队要挟清政府，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双方各不相让，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就在这紧要关头，蒲安臣居中调停，解决了危机。最后阿思本舰队被遣散，船只出售，李泰国也被免去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

正是蒲安臣的不懈努力，中英双方摆脱了尴尬的处境，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

事后，恭亲王奕䜣和英国公使卜鲁斯都向蒲安臣表示感谢。

蒲安臣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和信任，才有了他出任大清外交使节这段历史。

首任外交使节

1867年11月12日，总理衙门为即将离任的蒲安臣举办了盛大的欢送晚宴。交杯换盏之际，蒲安臣表示自己虽离开中国，但仍会关注中国并做好随时为中国服务的准备。恭亲王趁机建议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各国，双方一拍即合。

清政府为什么要选一个外国人担任外交使节，难道大清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外交人才。

事实的确如此。当时大清缺乏富有外交经验、了解外交体制的官员。同时，由于民族仇恨和社会偏见，大多数的清朝官员也不愿出任外交使节。

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恭亲王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

不久，朝廷批准，蒲安臣使团成立了。

为了防止意外，清政府还对蒲安臣的权力加以限制。让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制掣蒲安臣，两人同蒲安臣地位相等。蒲安臣在外行为，须同两人协商，报经总理衙门批准，方可执行。这样就使使团在外只有谈判的权限，而不能缔约。

第一个平等条约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30人从上海出发，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一个多月后，他们抵达美国旧金山，受到了美国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款待。在从旧金山到华盛顿的途中，蒲安臣多次发表演讲，表述清政府及其子民对美国的善意和友好，希望中美之间能加深往来和友谊。

到达华盛顿后，蒲安臣擅自越权，代表中国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约》。

《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它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虽然是蒲安臣越权签订的条约，但它却是自鸦片战争来中国第一次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以一个平等国家的身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

《蒲安臣条约》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由于有了《蒲安臣条约》，美国而不是当时世界最强国英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1872年，第一批中国幼童乘船前往美国，从此掀开了中国公派留美学习历史的第一页。

《蒲安臣条约》是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取得的最大成就，此后他们又出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都没取得什么成果。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患肺炎在彼得堡病逝。

志刚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个美国人就这样为大清捐躯了。

为了表彰蒲安臣的功绩，清政府追授予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下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