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路上。
街角，见一盲人下了15路公共汽车。亚洲人，约72岁，身高约1米64。
同时下车的一名男子指完路，让盲翁自己往西走。
我判断他不是这一带的，不识途，所以跟踪了一段距离。
果然，他很快就走偏了，开始向机动车道方向挪动。
我加快脚步，先叫一声“不好意思”，然后扶住他的双肩，让他止步。
“您去哪儿？”
“去第三大道。”
我把他身体逆时针拨转60度，说：“您直走就行了。”
“谢谢。”
老人说一口标准的英音，在纽约属于稀罕物。
我继续跟踪。
十几米后，我说：“我就在您旁边，需要我帮助，您就吭一声。”
“哦，谢谢，那我可以挽着您的手臂走吗？”
“当然可以，我只是不确定您是否更喜欢自己走。”
他的手很轻，我臂弯几乎没感觉，更像是挽着一只空的背心塑料袋。
我带着他穿行在早高峰的人海里，他根据我手臂发出的信号，闪转腾挪，极为自如。
一定是内家拳高手，我心想。
迎面走来法国同事，笑容可掬，冲我挤了挤眼睛。擦身而过。
老人问我是游客还是......
我说在联合国工作。
“哦，联合国，重要啊。这个世界越来越乱，越来越需要联合国，可惜你们的预算却缩水了！”
到了第三大道。
“这是第三大道，您是去......”
“我去地铁站。”
“然后坐7号线去皇后区？”
“对。”
“我把您送上车吧。”
“哎，不行......”
“没事，我有月票。”
“那太谢谢您了。”
继续聊国际政治和联合国。
进了地铁站，发现两副滚梯都是上行，怪我之前没想到，否则不从这个口进站。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一阶一阶往下走，我在前头开路，这样万一他腿一软，可以把他挡住。但他毫无倦态，顺利走完了几十阶楼梯。
在站台上等车时，他问我在联合国做什么工作？我说同传。
“哦，非常重要的工作，请问您会说多少种语言？”
“很惭愧，只会中文和英文。”
然后，我们就用中文对话了。
他问我：“您贵姓？”
“免贵，姓季。季羡林的季。”
列车正在进站，轰鸣声震耳欲聋。他没听清。
“哦，您姓梁？”
“不是，姓季，季节的季，季羡林的季。”
“哦，姓季，知道了。我姓萧。”
他上车，我留在站台上。关门前，我问：“您知道在哪站下，到了那头走路没问题吧？”
“没事，没事，放心。”
车门开始关闭，我们松开了拉着的手。
回到单位，那位法国同事说：“那是你爹吧？很慈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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