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

《史记》作者司马迁，学术造诣举世无双，但司马迁为后世所称道的，是其秉笔直书的写作风格。

司马迁的《史记》，发表于武帝刘彻时代。司马迁的《武帝本纪》，没有对“伟大领袖”歌功颂德，以今人习以为常的方式记载刘彻的作为。对西汉王朝的头号敌人项羽，司马迁也没有以“革命叙事”的方式，撰写儿童版教科书，以“政治正确”引导读者误入理解之歧途。

司马迁的写作方式，是司马迁难以企及的道德水准与学术造诣之体现，也是华夏思想管制之进化处于低级阶段的体现。司马迁如果生活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等待司马迁的结局，不会是“宫刑”，必然是“诛灭九族”。

在纸张尚未被发明的司马迁时代，文字的传播与平民世界存在天然隔阂。因此，《史记》的定位，或许类似于当代的《内参》，只供正厅级以上干部阅读。如果以此假设推断，则司马迁及《史记》之光芒，因归功于武帝刘彻。

司马迁为大泽乡之民变鼻祖陈涉撰写传记，汉兴秦亡，反秦斗士陈涉为西汉史家重视，本无可非议。但司马迁将陈涉传列入《世家》之最高等级，显示司马迁之《史记》，非帝王将相之“伟人故事”，而是真正的史书。

后世之史书，基本是“修前朝史”，文字叙事的关键在于“政治正确”，而非学术水平。在大一统国家宣传部门的教化下，民众无条件接受欺骗与误导。极少数精英学者，则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力求发现与挖掘出文字游戏中的虚伪与真相。

如以《史记》为范本修史，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故事，或许因其枯燥乏味与弄虚作假，被司马迁予以删除。岳飞秦桧主战主和之争，司马迁笔下，不会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而是军队将领与南宋朝廷利益之争。革命党与北洋系之争，不是“进步”与“落后”之争，而是“挑战国际体系”与“遵守国际体系”之争。

司马迁《史记》里关于李陵事件的记载，坚持司马迁一贯坚持的立场，即认为李陵是于万般无奈之下投降匈奴，李陵是以自损名节的投降，隐藏其日后东山再起、叛离匈奴的谋划。

《史记》对李陵事件的记述，成为后世作品包括《资治通鉴》等史书对此事件的定论。太史公本人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惩罚，或许因太史公本人与此事件的关联，使太史公对于属于千古疑案的李陵事件，一改以往客观公正、秉笔直书的写作风格，极力渲染李陵之英勇无畏，同时以近乎定论的评语，为李陵申辩与申冤。

李陵是否如太史公所述：“万般无奈之下投降匈奴，是以自损名节的投降，隐藏其日后东山再起、叛离匈奴的谋划。”事实上无人知晓（除了李陵本人）。至于李陵以几千步卒深入荒漠，面对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部队的围剿，李陵部队几乎单纯以弓箭为武器，消灭数量庞大的匈奴士兵，太史公此记述，则明显存在刻意造假之嫌疑。

司马迁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史记》从阅读体验的角度，与其说是一部史书，不如说是一部故事情节生动的小说。

《史记》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小说，从学术的角度重新进行阐释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重视情景模拟的史书，而且情景模拟的效果，与真实发生的历史非常接近。

任何史书都会进行情景模拟，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出众，类似“金日成爷爷从小就为了朝鲜之崛起而读书”、“明太祖出生的时候有异常现象”诸如此类的情景模拟，《史记》里是没有的。《史记》的情景模拟，是毫不掩饰的说汉高祖年轻的时候，是喜欢赌博的酒色之徒；霍去病北征匈奴时，士兵饿死不少，但是霍去病完全没有在私人餐桌上做好“光盘行动”……

司马迁如此自由发挥，是因为历史的进化程度允许其自由发挥，后来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果对后来的史家著史进行情景模拟，将其想象为是史家是在利刃胁迫之下写作，也许正好符合真实的写作环境。唐太宗就曾经公开要求查阅史官写的史书，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与真实历史毫无关联的情景模拟都可以实现。

《史记》的价值，在于其精彩，而精彩是有原因的。
剖析《史记》精彩的原因，必须基于的基本事实是：《史记》创作于西汉时期，与东汉内廷发明纸张的时间，大约相距两个世纪。这个基本事实说明，《史记》成书的时代，由于纸张尚未发明，文字的传播，难度是非常大的。而更关键的是：文字采集的难度，与文字传播的难度大致成正比，甚至前者的难度更大。

因此，司马迁是在文字采集难度非常大的背景下完成《史记》的创作。但是，这种理解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司马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真实”的史料，以完成《史记》的创作。这种理解要表达的意思是：事实上司马迁并不存在找到大量“真实”史料的可能性，在文字是刻在竹子上的时代，司马迁的创作，很多只能依靠主观上的判断与猜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写作”，以填补资料的不足，从而保持纪传体史书的完整性。

既然读者认为《史记》精彩，证明司马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写作”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也就是说司马迁对历史进行情景模拟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谓“真实”的历史，是永远不存在的。所谓“真实”历史的还原，只能定义为无限接近，也即是在情景模拟方面做到最好，以此为标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做到了。

《史记》的光芒，闪耀千古。司马迁独享尊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所决定。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司马迁生活在不知何为“正朔僭越”的时代；二是司马迁生活在不知何为“贞观政要”的时代；三是司马迁生活在不知何为“科举取士”的时代。

司马迁不知何为“正朔僭越”。正朔与僭越，是大一统帝国固化（汉武之后）后独一无二的词汇，这种词汇如紧箍咒般笼罩住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家，司马迁例外。比如：司马迁不需要在描写一场战争的时候，煞费苦心的去思考，这场战争应该定义为是“诸葛入寇”还是“丞相出师”。司马迁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把这场战争描写得更全面、更真实、更生动，而没有“正朔与僭越”的干扰。

司马迁不知何为“贞观政要”。司马迁之后的史书，部分功能已经类似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即是要解决“写给谁看”的问题。在这种主导思想下，类似汉献帝将帝位“禅让”给曹丕的过程中，各种肉麻与无聊的上表、劝进、推辞、受禅的文字篇幅，也许是记载血肉纷飞的某场战争的文字篇幅的1000倍。类似唐太宗与魏征之间不厌其烦的规劝与接受规劝的童话故事，可以编成“贞观政要”。这种写作水平，不是司马迁时代的进化程度能够达到的。

司马迁不知何为“科举取士”。科举取士之后的官修史学，比如晋史是由唐代的房玄龄主编，元史是由明代的刘基主编，明史是由清代的张廷玉主编，房、刘、张的身份，均是本朝的宰相级高官，也就是说，历史是由本朝的宰相级高官担任“历史编写委员会主任”的前提下，去完成前朝史的伪造与抹黑。司马迁在科举取士之前的时代写史，完全不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