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先生在《文学性讲演录》中说：“诗歌的特殊性是生活特征的普遍性和情感特征的个体化”。而散文却不一样，“它的对象是特殊性，感情也是特殊的，是特殊感情和特殊对象的猝然遇合。”舒飞廉的散文《乌桕与鲸鱼》即是如此，他对乌桕树这一特殊客体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这是我初读此文时没有想到的。如果由我来执笔，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深度，毕竟我连乌桕树是何物都不知，又怎么会对它产生特殊的感情呢？舒飞廉就不一样了，他们一行七人辗转大几百里，从城里驱车向乡村进发，不顾劳顿，只是为了“去燕七的老家大悟县看乌桕树的红叶”。换言之，作者一行辞别繁华的都市，奔赴相对寂廖的乡村，旨在亲近乌桕树。
“我们七个城中客”也是一个文学群体，“我们”不辞辛劳，不怕疲劳，实为乌桕树而来。而此树“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更不能当作食物享用。由此可见，“我们”看重的是精神享受。故而戏称“我们”为当下的“竹林七贤”不为过。
乌桕树可说道之处很多，其实用价值也不小。但是，如果作者一味地赞美乌桕树的漂亮如俊男，或高歌乌桕油等的商业价值，就有滥情或吹棒之嫌。舒飞廉在乌桕树面前，细看默想，且“思接千载”，自然看到了他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突地发现自己原来没有感觉到的东西，正如高尔基所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条件是找到自己。”。舒飞廉将乌桕树定性为“诗人们眼中的萧萧玉树”；“周芳说它是乌桕王子，是暖男，我自己的YY，是心里想，它大概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吧，像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写《野草》和《故事新编》的鲁迅，写《春桃》和《玉官》的许地山，在春花秋月与风刀霜剑之后，终于修出了这般慈悲与金刚交替的相位。”由是观之，在移情作用之下，舒飞廉笔下的乌桕树不仅仅具有物理实用价值，而且成了这位“情哥”内心主观情感的投射对象，成了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揭示出了他内心深处的自我。
事实上，抒写内心深处的情绪是比较难的。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真话都是肤浅的，那只是表层的自我，而深层的自我则是文化人格的升华。此文对乌桕树的评价就是作者的创造，是他对于自己生命潜能的讴歌，而这才是乌桕树所彰显的精神价值或心灵价值。文末，更是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价值，“由大悟县回来的路上，我想到幼年时，早上去小学校上学，路上遥遥所见的大别山的山群，在朝阳中，就像一群鲸鱼浮游向南。那时候，我没有想到，在升起朝霞的山岭里，有这样美丽而神奇的树，与我日常见到的枫杨与苦楝，如此不同。”细读这一段文字，我们发现作者写乌桕树时，不光是观感和历史，而是调动自己的生命储存，将长达几十年的文化思乡给发掘出来，将自己深层的情感给展示出来。这般运作，就有了劲道，就有了生命的深度，当然，也具有了文化的深度。
论及此文的文化深度，窃以为，主要是指其间的文化蕴藉密度颇大，且虚实并置。如爷爷讲的两个故事形成了典型的互文关系。尽管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与散文的“真实性”似乎形成悖论，但是，其中的艺术真实、情感真实是毋庸置疑的。“我”爷爷讲朱元璋被元兵追杀，因树林掩蔽搭救。等他做了皇帝后，便给各类树木封官许愿：“松柏让路让得快，封你一年四季青。杨柳让路让得慢，封你只能半年青。木梓树见孤不让路，罚你刮骨熬油点天灯。”这个故事迷信成份较大，应当归入“虚写”，但是，木梓树（乌桕树的别名）的精、气、神却是遮蔽不了的。接下来的故事里说秦始皇赶山，形成七水二山一分田的世界…… 再次用“刮骨熬油点天灯”与上文对接，不仅有“整一”之感，而且凸显了题眼，将木梓树的倔强与坚韧描绘得淋漓尽致。
以物喻人是写作的常用笔法。舒飞廉的字里行间是在写乌桕树，内里却是在写人，这里的人当然是具有木梓树一样精神力量的人。在这个世俗功利的时代，“刮骨熬油点天灯”的殉道精神是稀缺的，传递了舒飞廉的潜意识地渴望。回望《乌桕与鲸鱼》，乌桕的心灵价值不正是该文的灵魂之所在么？
上述文字皆围绕乌桕说事，而题目是《乌桕与鲸鱼》，我却将鲸鱼遗忘，并非粗心或误读，毕竟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舒飞廉将鲸鱼“扯”进来，意味深长，言说不尽，一是扩展文本的文化含量，二是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如果深发开来，还可能与环保挂钩。话多了，跑题了，只能停下言说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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