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到过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然而这是两个完全错误的引导方向。
所谓恻隐之心就是看到别人受苦会激起同感，本质上只是生物同理心，但是显然可以存在看不到、装作看不到、即使知道大概情况也装作不知道的可能，这些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和当前社会中简直是俯仰皆是。
而所谓羞恶之心是一种相反的类似情景，在确定别人不知道或难以知道的情况肆无忌惮的做出无耻行为（这也正是西方学者所说的东方耻感文化，可以说孟子是东方形成耻感文化的鼻祖），甚至常常会因为别人指出的无耻行为和道德观念的严重错误，反过来指责对方做人有问题，没底线。
这两种怪异的行为驱动解释，结合孟子编造的"人人可以为尧舜"这个诱导概念，给予了所有人（按孔子的言论来说所有人中显然大部分是小人）参与定义"仁义”和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权利，再参考孔子论语中所指出，小人患得患失的心理会致使他们的极度不想失去这种权力，这就导致了在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在"苟患失无所不至"，"小人之中庸肆无忌惮"等小人心理驱的动下，对恶性行为加以文饰后被说成“仁义”，并恬不知耻的大肆宣扬。长此以往，经过文饰的恶性行为会渐渐成为社会主流行为规范，进而导致社会崩溃，而且这种情况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中反复重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孟子对仁义的歪曲是导致儒家文化走向腐朽的滥觞之始。
网友评论
而最后孟子得出的普遍行为准则是"君子远庖厨"，这完全是说作恶是必要的，君子只要不在边上看着就好了。这就是仁义的境界？
你可以假象任何一件能令你感到羞恶的事，然后分别假想无人知晓和广为人知两种情况吓你的感受，看看是不是很多事情没人知道就无所谓了。举个例子：比如感染过性病。
既然任何事的羞恶都和他人是否知道有重大关系，为什么你会认为自己做了错事、坏事，在没人知道的情况就不会没什么羞恶感？
（道家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道家就是心中无数的糊涂虫。因为方块汉字和文言文太难学了，所以，导致了中国人对“至简”数千年的渴望。“大道至简”，道粉说，越简单越好。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也就是说越少越好，“无”最好，他的道就是“无”。这是毫无数学思维的混沌思维，漏洞百出。如，病人吃药，必须达到剂量，少了治不了病，多了把人弄坏。哲学上说是要把握“度”，绝不会是越少越好，越简越好。学习，难道是越少越好吗？英语，少练不成，多练才成。挣钱，更不会是越少越好。老子哲学适合于懒人、无赖、强盗。譬如，喊“狼来了”骗人，一二次可以成功，多了就无人理睬了。幽王峰火戏诸候，仅成功1次。盗窃，少可能得手，多就难成功。老子的“哲学”既没有“度” 也没有“量”，最后变成诡辩术了。可见，中国人的“至简”追求导致国人思维懒惰（只有诗歌思维，没有数理逻辑思维），走捷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而践踏道德底线，破坏法治……）
（中国古代文化几乎都是诗。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三字经、弟子规、唐诗、宋词……全是诗性语言，模糊不清，没有逻辑。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是采取一种情感态度，包括CCTV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面动不动就是移情，有时候是滥情，好像不是在播新闻，而是在播一首顺口溜，播一首韵文、对偶句、抒情诗，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语言。刘勰早就讲到过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登山的时候，你的情充满了山峦；观海的时候，你的意就是在海中体现出来。所以，中国是一个诗化的国度，这诗不是古希腊的史诗，而是“诗言志”的抒情诗。唐朝开科取士，你诗做得好就可以当官；因为诗做得好，就可以讲出一番打动人心的道理来，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导民化俗。朝廷不是以法治国，而是是以德治国，以情治国，因为中国人的德就是情啊。 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融合的“天人合一”的主体境界。 原始思维是一种幼稚无知和野蛮的思维模式）
（列维·布留尔把诗性思维的心物融合的思维方式称为“互渗律”思维。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论”：一切存在物、人工制品都有神秘的力量，这神秘力量可通过接触、传染、转移等活动对其他存在物产生渗透作用。互渗即相互作用，譬如：写作中的“情景交融”，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都是这种互渗式的巫术思维的产物。巫术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相似律——相似的事物就是相同的事物；所以，有“吃啥补啥”的食疗理论。第二个是接触律——人一经接触某物的部分物，就会获得该物的本领。所以，就有吃屎喝尿的中医。 国人的思维就是巫术诗性思维，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的特点就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乱比思维起源于《周易》。《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当人类大脑被“算命的乱比思维”占领了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无立足之地。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中毉认为：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夜明砂是蝙蝠屎，中医用它亮病人的眼睛；因为蝙蝠夜行被认为眼特亮。其实，蝙蝠是瞎子，靠超声波导航。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逻辑。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语法学、逻辑学，都是19世纪引进的。连语法、逻辑都没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半野蛮民族。说什么“东方理性”，完全是自我贴金。 诗性思维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诗歌思维导致中国人言行两极性跳跃，缺乏理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情绪跌宕起伏，行为忽左忽右。邓晓芒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讲逻辑，不讲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
因为作者写的内容太长了，所以只截取一部分。感觉老子的道家文化，应该没有他说的那么一文不值吧？另外，我觉得作者的思想有些偏激，但他也相当博学多才，感觉他写的内容完全无懈可击，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也找不到任何缺点和毛病。
所以一些根源的东西必须要自己去看，这样才能辨别知识碎片的大概脉络，有个基本的正误判断能力。形成不了全面知识体系也得先有基本的归纳总结能力，用来把知识碎片精炼、加工成能融入自己知识体系的一个零件，不能话就不必深究。或者先找些自己觉得比较感兴趣的知识碎片去深入加工。
耻感文化的动力是靠社会的排斥性反馈产生的羞耻感，罪感文化的动力违背宗教规则的负罪感。
中国人的道德驱动力不是羞耻感还是负罪感么？或者是所谓的乐感文化所说的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