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有罪，在予一人

据说在古时候的中国，若气候异常，导致粮食减产，皇帝就必须为此负起责任。这时候皇帝就需要下一道罪己诏，举行祭祀仪式，以此向上天祈求原谅。

    在古人看来，皇帝以天命统治帝国，帝国也就是皇帝意志的延伸。而粮食则是帝国的根基，粮食减产会导致帝国动摇。只有上天有能力左右气候，这就说明这一惩罚是上天对帝国统治的质疑。而帝国之内只有皇帝的意志，所以皇帝理所应当为此负起责任。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切纯属胡扯。帝国所受到的惩罚并非皇帝的错，也不会是任何人的错，没人需要为此负起责任——气候的异常只是一个变化无常的偶然。

   这个结论略显冰冷。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身处那个时代，面对着盗贼四起，饿殍遍地，人民易子相食——而一切的源头只是由于一个偶然——没有人应为此负起责任的偶然。在偶然性的世界里，整个宇宙与一只蚂蚁平起平坐，世界毁灭和抛硬币猜正反一样只是一个概率问题。那么，即使有上天，那也是只会是一个冰冷的、变化无常的意志。如果一个人决定离开人群，独自面对宇宙，他就必须先清楚这一点。

   如果独自面对这种残酷的偶然性，任何人都会崩溃。所以，为了让这个世界显得温暖而安全，人需要簇拥在一块儿，建立起彼此的联系，统一口径。因果和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人生短暂，没有时间留给他认清一切后再做出判断。自然而然，他要学会不断否认过去的自己，才不会被过去所吞噬。一般我们把这称之为成长。对于很多人而言，成长是修正一切错误的万能灵药，而成长的尽头是死亡，不知不觉间我就得出了和苏格拉底一样的结论：死亡乃是疾病之痊愈。（所以说，成长是缓慢的自杀，或者说自杀是最彻底的成长）

   人类文明进步至今，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改变，大概是我们发明了手机。一个个体仍是被悬在双重标准之间的：他与别的个体的关系以及他与自身的关系。依据着其他人的看法，他被赋予了一个个所需扮演的角色、所需履行的义务，于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与履行的义务便取代了他出现在众人面前。

   就像当我们在介绍一个人时，必然会提到，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他是一个可亲的父亲，他是一个有人缘的人。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职业、身份、人际关系便取代了他，至于那个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的人是谁，反倒是不重要的事了。

   人们对一个个体给予了这样的期待，实际上他也做得很好：

   他尽职尽责，乐于助人，亲切友善。他在不同角色间游刃有余，当他在黑暗森林中寻找猎物时，他不会生出一丝迟疑与软弱；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中，他也会为弱者的悲惨遭遇流下真诚的泪水。他深谙人们未曾说出口的后半句话，他一一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取走自己想要的。

   要扮演这样的永恒的角色，他只需要一点自制力，一点灵巧，以及恰如其分的情感表达——多余的情感是有害的，他的情感只要能在别人陷入深渊时拍拍对方的肩膀，说上一句“我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就足够了。他需要排除自己的私人情感，来完成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一个机器也许也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好人的角色。

   有的人生来熟悉规则，即使他陷入痛苦，那也只会是一次对他们不凡品格的试探。在日后，这将作为他们的勋章被人提起，并激励那些仍跋涉于深渊之中的人，给予这些孤独的灵魂以慰藉。从任何意义上而言，他都是成功者，他所获甚多，也给予了别人很多东西。

   谙熟规则，并且遵循规则，乃至于掌控规则，这样的成功之道从来都不是秘密。每一个个体在无数次试错或是被愚弄之后，总会恍然领悟。发现这一点，说明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存在的——总是有人发现得太晚，以至于一直把世界当成是一个从属于自己的（或与自己对立的）幻觉，并不断地陷于这种误解所造成的混乱之中。

   可惜的是，经验并不容易被复制。人们倾向于以暗示的方式交谈，却又暗示得太过隐晦，或者有时候纯粹就是误导。两个个体之间常常需要太多的相互试探、仪式行为和手舞足蹈，然后循环往复。于是，这个世界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陌生而又令人迷惑的感觉。

   如果一个人对某件具体的事产生了疑惑，他遇到了困难，他当然可以向其他人求助，这会加深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让他继续保持昏睡。可如果疑惑来源于这个世界，如果动摇来源于他的心底，这个世界自然不能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同克尔凯郭尔所写，“他是一个残次品，社会创造了他，又将他抛进人群之中。他理应感到自己是被背叛的。”

   如果某人说的是对的：“如果你知道我的过去，你就会原谅我的现在。”那么，救赎之路之一就是通过自我承认。这是一条进行自省的道路。他只要不断解释自己，不断理清横加在自己身上的因果，那他仍然是可被谅解的。为此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从普遍性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的个体。只有这样，通过承认自我的软弱无能，放弃一部分本应拥有的东西，那么他的一部分义务和责任才能被免去。

   这真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最开始的时候，又是谁界定了价值的正确与否呢？当那个传说中的贤君唐尧说出“四方有罪，在予一人”时，是否知道了他所面对的只是一个规则世界的牺牲品，抑或是否只是深谙人心的沽名钓誉之举。

    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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