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三千年，历来缺乏思想与学术的独立传统，道统从来依附于政统，左之右之，无所适从，衍生了很多人事问题与悲剧。
孔圣自期开万世太平，还是得丧家狗一般，栖遑于列国找主人；孙叔通山东大儒，最后归路，不过依世、谐俗、取宠而已；现今又有多少学者，存在的意义只是可以引经据典地“背书”，能够逻辑圆满地论证权力的合理与高尚？
因为“不依国主,则学术难立”的扭曲状态，中国历史上，也造就了太多有悲剧色彩的读书人。在现代，顾准是玉石俱焚的悲剧典型，郭沫若是助纣为虐的悲剧样本，而冯友兰，是否可以说是首鼠两端、人格失堕的悲剧前鉴？
虽然民国时代文化界大师辈出，但冯友兰依然是上个世纪中国声誉最著的哲学史家，甚至是被誉为“哲学家”。基本上，并没什么人去质疑他的学术能力与成就。
论精神价值取向，他是典型的“民国式学人”：生逢家国存亡之际，怀抱知识报国使命感，旧学存储根底深厚，学术立意打通中西，与古为新，真气弥满，发愤著述，探新知以臻大道，“阐旧邦以辅新命”。这种治学之风仪，冯友兰也是其中之代表。
论学术成就，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说是“泰斗级”也并不过分，虽然这个词已明显被用烂了。 1930年前后年,他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首部如此系统地运用新方法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专书；而后，在草间孱兔、藏首草际的时代荒乱中，”“贞元六书”的陆续出版，“接着讲”宋明理学，原创性与体系性兼具，一般也认为他堪称“哲学家”。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对他评价极高。
此外，在国际声誉上，他不仅是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而且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他私塾教育出身，后来渡海到美国，学的是西哲，中国古籍如数家珍，西洋文献也娴熟于心，所以他的哲学，外旧内新，是对华夏先贤思想的现代再阐释；而他的著述，诸如《中国哲学简史》，是英文讲稿整理而成，是彼时中国哲学学者中最能为西方人读者所接受的。也因此，冯友兰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了解与学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
也就是说，对于冯友兰学术的评价，民国至今，多无间言，岿然哲学史乃至哲学大家。虽然他的同行如钱穆，也对他有所诽议，以为其人“天下至蠢”，其学是以西学谈中学。
冯友兰复杂性，以及所引发的争论，重点不在学术，而在于其立身出处。现代思想史上有一重要命题，称为“冯友兰现象”，就是因此而起。
冯公曾自撰一联很有名：“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说尽其一生襟抱，也点出其一生人格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于：终其一生，都做着“帝王师”的美梦。身为哲学家，却表现为一种世俗的聪明，汲汲奔凑于掌权政治人物，有结交权势、低头用世之心。他的为人，有与时俯仰的特征，有投机、主动效劳权势等行为，对传统士子操守构成了嘲弄，与他“士志于道”的高调宣讲形成悖谬，也显示了出了对现代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义和风骨的某种揶揄。
他的一生，似乎都长袖善舞。比如，罗家伦主政清华，他是深受器重，待1930年代清华“驱罗”运动兴起，罗的亲信杨振声、张广舆等都被迫离去，独冯友兰全身而退扛过了“倒冯”风潮。接着此后梅贻琦当校长，冯友兰又摇身一变成了梅的亲信，冯也因为被时人戏称为“清华曾国藩”；当左翼思潮高涨时，他在1934年曾因倾向左派而被捕，但很快他就和国民党打得火热，与高层往来密切，并入选主席团，接受蒋氏的多次宴请，因此沾沾自喜，写了数篇捧蒋文章；建国后，他先知先觉，是当时高层文化人最早出来登报自我否定的；红羊劫难起来，他又是批孔先锋，为写作组“四大顾问”之首，揭露章廷谦，肉麻吹捧当政。诸如此类事迹，比比皆是。
也就是说，无论是邦有道之际，还是在众人受难之时，他始终是风云人物。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道统继承权的自命者，他也许真是过于识时务了。
作为一位深通哲学、历史儒学的大师，冯友兰的后半生，是在彻底断绝思考，在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循环中度过的。
他公开声称自身“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半点价值的”，在繁复的不间断的批判中，他既批判自己，也不忘批判他人，不管是昔日师长亦或同道朋友，让他批谁就批谁，完全沦为武器。有人说，他在晚年，终究还原了书生本色，在85岁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重新评定很多荒谬人事，但这一行为，有无可能是窥见时代松动的又一次投合呢？
可以说，冯友兰一生学术成果，系于他的这种聪明，而他的污点，亦系于此。冯是讲理学的大师，理学最重的是气节。而他的人生，苍黄反复，朝秦暮楚，恰构成了最大的反讽。
有人说，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有人不得已有些过激、甚至违背良心的举动，乃人之常情，不应该得到苛责。我想，这终究还是不对的，因为很显然，被迫鸣枪与协助作恶肯定还是两回事。
也因此，巴金可以得到原谅广为敬重，冯友兰注定千夫所指。人间正道不沧桑。
2018，9，29，晚会友酒归（悟空问答签约号：“刘愚愚”。每天一两篇随感，敬请关注）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