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之“㊙”

过去四十年时间，在政策、技术、经济的多方影响下，教辅行业一共经历了这几个重大的阶段：
（1）恢复高考后，以计划出版为主时，一片混乱，大家拼销售。
（2）全民奥赛政策下，王后雄老师登台，在90年代初期点燃了“拼名师”的火种。
（3）国有体制和民营书商友好合作的时间内，任志鸿老师在90年代末登台，向大家宣布，一个名师的力量是有限的，更好的是“拼体系”。
（4）在国家限制“公私合谋”的情况下，卫鑫和《五三》在21世纪初亮相，说明：最厉害的教辅，要“拼提分”、“拼结果”。
（5）互联网教育公司在2014年左右铺天盖地地成立，宣称“要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改造题库，让学生从多做题真的变成科学地做题”。
这么总结完，说句实在话，教辅这个行业，好像从来和素质教育就没什么关系。
这并非是批判之词。试想，中国的教育市场能没了《五三》这种几十元钱就能得来的对中高考研究深入的产品吗？当然不能，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起培训机构昂贵的课程费用。学生和家长抵制的从来不是一本物美价廉、能帮助学生提分的好教辅，而是胡乱编题、错误百出的劣质教辅。

有考试，就一定有教辅。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不可扼杀的供给。但是，当中国的高考制度整体保持稳定的时候，在教学和课堂上要求创新，应试教育的诉求反而会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上课教的和考试考的会存在难度不对等的情况。

有研究者说，动手实践、从感知出发、多多探究，这些在新教材中提出的理念自然很好。只是，学科的学习是一件需要深度的事情，离了基本概念和抽象原理，客观上也无法向学生交付难度足够的内容。那课堂内做不完的事，自然就留给了课堂外的教辅书和辅导班。

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中，中国教育愈发呈现出一种“双轨制”的形态：素质教育之轨逐渐扬帆，应试教育之轨保持稳定。

因此，在承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不完全矛盾的前提下，或许应该做的，并不是要求教辅全盘“素质化”，而是在探索创新课堂的同时，在教辅行业已经形成了“产品导向、提分为王”的思想基础之时，让它们承担好在另外一轨上的重要角色。

叶圣陶的《中学生》和《阅读与写作》，自然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选材高雅。但不要忘了，当时能读到这本杂志的，都是城里人、读书人的孩子。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再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特权，而属于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女们，特别包括农村的广大青年公民们。

如果中国完全采用素质教育方式来考核升学，很可能就此关闭阶级跃升的最后一条通道。

今年3月，王后雄教授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评美国高校招生改革“新模式”》。他清醒地意识到：

“高考对社会的贡献……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作用，即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承载着社会流动、保证社会公平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在综合素质评价等软实力方面，学生材料的‘含金量’、参加测评的门槛、考生面试以及口语等方面表现与文化资本有关。

如面对考官泰然自若、侃侃而谈的能力可能与“见过世面”的经历息息相关，而且学生参加多所院校综合测评需要付出不少的经济成本。学生在奥赛、创造发明、小论文、科艺体美比赛的实力又与家庭经济实力、父母所处阶层背景、学校所在区域及其教育资源优劣等有关。

文化资本通常很难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取得，大多是通过父母较优越的社会经济教育背景所创造的家庭教育与资源来形成这些“综合素质”充当文化再生产的工具，一旦政策设计者忽略这一因素，就会使得考生资本存量的家庭差距通过高考制度的不平等代代相传。”

在这里，一本薄薄的、价格合理的、能让学生提分的教辅，或许也承担着维持社会公平、促进阶层流动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