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曾说：“天地之生，以人为始。人者，天地之心。”人生存于世间，既是世间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同时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便指导着自己更好的存在。这种规律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易经》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我看来，对世间之“道”的认识，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只有人能够去认识道和把握道，在自我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也就是成己与成物。
“道”有二重性，天道和人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一种天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一种人道。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道”终归于一种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对世间万物怀有一颗终极关怀之心，始终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道”来源于人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对世间万物存在与消失的一种忧患意识。在这种忧患意识之中，中国哲学的萌芽开始出现。故中国哲学往往以人的“忧患”为出发点。而西方哲学的起源则大相径庭，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样类似的问题，引起了西方人的惊异与好奇心。在探寻答案的过程中，西方的哲学诞生了。通过对中西方哲学的起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注重关注个体，而西方哲学的眼光却在整个世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人的主体地位。
海德格尔曾说：“存在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就是一种存在，而且是世间最可贵的存在。对于人这个问题，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提出过如下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我能知道什么？”是人的一种认识能力；“我应当做什么”是人的一种价值判断力；“我可以期待什么”是人的一种改变能力；最后“人是什么”，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
我们由此引出下一个问题:人存在于哪里？作为把握世界的方式，人的存在离不开语言。所以，人存在于语言之中。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有着能指和所指的不同蕴含。当你看到一朵莲花时，“莲”的高洁是一种能指意义，而其背后代表的佛教则是一种所指意义。语言能够参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塑造，但也不意味着是一种唯一的方式。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没有人能离开语言这一道关卡。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立”。他将知言和知人联系起来了，并把知言当作知人的前提。
在沟通人与世界的意义上，语言既是人自身存在的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语言影响了个体精神世界的形成，又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前提。语言一方面制约着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又促进人去追求自我。
人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于语言所能指向的大千世界之中，最终的目的是追求自由之境。在人存在于此世的这一遭之中，能够得到内心的满足，做到不亏欠这个世界，也不从这个世界中贪求过多。这是我认为最终的“道”，也就是一种“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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