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我们烘培，看犯罪片，设计串珠手镯，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体验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会过的人生，但是我没有留下来。我与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几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愿与我对视。
我给她的孩子们带了一套瓷制小茶具，当她们开始为茶壶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来。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现在五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如果你表现的像个孩子，”我说，“我就把你当孩子对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脑子里想的是肖恩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恨自己说了这样的话，我转身将茶具递给姐姐，好让她为孩子们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时，我差点把茶具扔在地上，她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圈。
“肖恩过去常这么说，”她说道，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远伴随着我。第二天，在盐湖城登机时，我会忆起它，飞机在伦敦着陆时，我心里仍会想着它，那一刻带来的震撼，我无法摆脱，不知何故，我竟从未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枝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着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裁剪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四月，我开始步入正轨，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我开始撰写论文，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学期末的一天下午，我在图书馆自助餐厅吃午饭时，认出了与我同一项目的一群学生，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问能否加入他们。一个名叫尼克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点点头。从谈话中我得知，尼克邀请其他人在春假期间去罗马找他玩，“你也可以来。”他说。
我们提交了最后几篇期末论文，便登上了飞机。在罗马的第一晚，我们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着这座大都市，拜占庭式的圆顶，像腾空的气球一样盘旋在城市上空，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辉中，那不是钢、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现代城市的颜色，而是夕阳的颜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实。尼克问，我对他的家乡有何看法？而我只能说，它看上去很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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