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迷糊小胖
在赵汀阳的《思维迷宫》中，“变通”是个小词，大意是说规矩或理论进入一种荒诞状态时，进行的一种微调。对于国人，“变通”则是个大词。自己也是国人的一份子，对于这份变通最了解。
规矩，就是用来变通的。变通到最后，规矩就成了衡量变通的价格标准。除非规矩带来的是物理层面的必死无疑，通常我们总能想办法变通。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看完《万历十五年》，里面说明朝的万历皇帝，从万历十五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不再接见大臣。但国家依然平庸地运行着，对，没打错字，是平庸，不是平稳，因为按照描写，这份平庸下，边关外族——努尔哈赤，得到了成长的机会。
万历皇帝在之后的三十三年里一直不上朝，但整个国家通过从上到下的一系列自发变通，居然很快适应了这种状况。从后世的资料里，万历朝达到了明朝经济的巅峰。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民间甚至变通出了铁的规则，没有出现作者黄仁宇所希望严密的法律，也没有威严有效的法官，而是百姓严格遵守相互的契约，只是为了省去官府监督认证的巨大花费。
万历皇帝在主持的最后一场考生殿试中，给出的题目是“无为而治”，这算是点出了变通的理论老祖宗——《道德经》。
说《道德经》而不是作者老子，是因为即使早在汉朝，都无法确定其作者。通常的说法是个叫李耳的老人所著，是不是作者就姓老也难说，毕竟那个时代，连尸子这种奇葩名字都有，姓老也不稀奇。
但在汉朝初年，《道德经》成为理论基础被定为国策，既然被认定为国策，哪怕是杜撰的一本书，这个杜撰本在汉朝初年被官方确认并大量复制加以肯定，由于大量副本的存在，留存到今天《道德经》的文本还是比较可靠的。
只能暂时从逻辑上这样推导了，因为在著作的流传中，时间会让拥有大量副本的作品也消失掉。成书于西汉的《史记》里面，作者司马迁放心地说，里边引用的某本书，世间多有。但今天，这本书早就一个副本都不剩了——两千年下来，世间多有变成了世间绝迹。
不过《道德经》倒是会变通，找了一个它认为更长久的东西作为类比——水。只要记住像水的特性学习就好，剩下的就是各种描述如何像水一样从上往下流动，并且包容一切。这个核心内容团只要存在一部分，甚至在其他书中被部分引用，当读者思考水的特性，就能大致复原内容。
变通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从汉朝就有了。相比较而言，今天看到的古希腊思想，其实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交锋中，从阿拉伯人手里抢到的阿拉伯译本，重新回译的清真版本。究竟是不是穆斯林杜撰的古希腊学说都很难保证。变通成为一种思维方法，进入西欧人的头脑，比汉朝要晚了一千年。
但古希腊的变通，经过不断演化，变成了精密的博弈论。通过电脑的辅助，可以分清变通和坚守的精密差别。虽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但人的个体生命不可重复，水分子却可能永存不灭。
所以战场上，博弈论有限变通就变得至关重要。战场上，坚守阵地一个小时，然后撤回后方修整，这是有希望被彻底执行的命令。但如果是无法变通的命令，例如撤退者死，很容易引起大家的集体变通，就是全军哗变。这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以几百万士兵的生命为学费，丧失了对半壁江山的控制权，最终让最高统帅学会的课程，学费有点高。
故事又绕回万历皇帝。他为什么不上朝，因为他想立自己心爱的女人郑贵妃的儿子作为太子。但没想到，什么都可以变通的大臣，这次却坚决不变通了。
万历皇帝有一个和宫女生的长子。由于皇帝很快厌弃了这个宫女，反而让大家认为这名宫女无足轻重，不会干涉皇帝的决定。而郑贵妃，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大家就要赌郑贵妃会主观认定谁支持自己的孩子，而被郑贵妃认定为是反对者的，下场可能及其凄惨。
理性的大臣们无法把自己的生命乃至全家族的性命寄托在一个女人的主观认定上，而郑贵妃在操作中确实也表达出明确的主观好恶。为了保证全体大臣都可以无风险的活下去，册立郑贵妃的儿子，被认为是物理级别的杀身之祸。
于是皇帝每次提名郑贵妃的儿子作为太子，大臣都以罢朝威胁，甚至新上任的官员，面对可能的死亡威胁，立刻与老官员团结一致，整个朝廷空前团结。最终皇帝只得立自己的长子作为太子，但给郑贵妃的儿子巨大财富作为补偿。
之后辩证法又上场，郑贵妃儿子的巨大财产，被农民起义军夺得，成为灭亡明朝的军饷，这恐怕是万历万万没想到的。
今天，不到极其特殊的情况，我们已经很少在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抉择，用死亡威胁全体成员的组织注定难以持久。但如何把自己的利益和大部分人的利益相一致，少一点变通带来的跑冒滴漏，仍然是让领导头痛的困局。
还是那个问题，人不是水。今天的水和一亿年前的水是同一滴，它只不过在蒸汽、液体、冰三种形态中不停转换。但这期间，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这一生的幸福。所以本书的作者认为，《道德经》用水做比喻，很智慧，很美好，但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比喻，理论最终只能落在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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