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皇权与皇极
一、孝宗的三部曲
——“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
二、概说：史学与心理分析的交互为用
三、从入宫到受禅——孝宗的心路历程
四、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五、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向度
六、“责善则离”——孝宗与光宗的心理冲突
七、环绕“皇极”的争论
七、环绕“皇极”的争论
朱熹与门人讨论《洪范·皇极》的议论很多，在《朱子语类》中，朱熹用“含胡苟且，不分是非”针对的正是王淮误解或曲解“皇极”而形成的一套官僚政风。他坚持“皇乃天子”，“极”有标准“义”，即是解“皇极”两个字为人君当以身作则。《五行志》训“皇”为“君”。他在《答梁文叔（琢）》解“皇建其有极”作“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标准”，朱熹一直强调人君必先“正心修身”，然后才能“建极”，他意在推翻王淮关于“皇极”的曲解，即使破“皇极”为“大中”的旧说，也是摧毁当时所奉行的“国是”的理论基础。
梁琢与诸葛千能也是在光宗年初对《洪范·皇极》发生兴趣的人。“皇极”的文字出现在光宗一朝，出现在臣僚奏疏中，如《上殿第一劄子》（杨万里）、《论道学非程氏之私言》（刘光祖），作者据周南《庚戌（绍熙元年）廷对策》关于“皇极”的一段论述明白了何以前两疏对“皇极”的议论如此雷同。此疏略！这篇对策彻底澄清了“王淮之“皇极””的性质，证实了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在孝、光两朝的冲突及其演变过程。
作者提示了关系最大的几个要点。
首先，静态来讲，为“道学”“朋党”“皇极”三位一体论。动态来讲，可称之为三阶段发展论，需要注意的是周南笔下的“道学”“朋党”“皇极”即为文中所说的“道学”之论，“朋党”之论，“皇极”之论。他的重要的结论是：“天下之大祸，始于‘道学’而终于‘皇极’（虚构出来的三论之祸）。
其次，此文证实了“道学”分学术和政治的概念两类，并指出了更细微的分析。从学术概念来，“道学”有广狭二义：广义是指“天下所共知，而夫人之所共有”，而狭义则专指程、朱一系的“正心诚意之学，致知格物之事”。他持肯定态度，实际上，“道学”作为学术概念，是官僚集团为了一网打尽政治上的异议者，而“以此名品题善士”。另一方面，“道学”作为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断扩大范围。
最后，此文证实了“皇极”具有“国是”的身份。“皇极”有两重法度化的威力：消极方面，为摒除掉“道学”“朋党”于权力中心之外提供了正当理由，积极方面为官僚集团引进其气类相近的人提供了合法凭籍，与北宋二蔡用“绍述”一样。
“皇极”在淳熙中叶王淮执政时期已定为“国是”，想必是光宗在即位之初曾重申“皇极”为最高施政纲领，所以才忽然间成为思想家聚讼之所在。作者的推断除靠周南的对策外，在杨万里、刘光祖的奏折也已经表明“皇极”为“国是”。作者断言杨、刘、周三人同时借“皇极”之力抵制官僚集团对道学的攻击，实是因为“皇极”作为“国是”刚刚受到肯定，以致成了官僚集团手中一种有力武器。作者推断光宗重申“皇极”是在即位两三个月之内，周必大去位之前。因为在此期间很多理学集团的成员被逐。朱熹也被葛邲以“道学为邪气”参劾而不得入都。“皇极”威力之大，引发杨、刘、周三人的议论。光宗重申“皇极”的原则也是为反部署进行准备。当时的官僚集团在“太子参决”之时，便加紧包围储君，王淮之“皇极”成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阻挡理学型士大夫于朝廷之外。《葛邲传》中曰“执中道”应予注意。“皇极”之“极”训为“中”，“中道”即黄“皇极”的代称。所以作者推测葛邲对重申“皇极”至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
周南在策中说，官僚集团控诉“道学”罪名之一就是“恶静而喜生事”，他的解释是“抱才负术之士，欲为陛下图事揆策，立谋建功”。另外，他又对“皇极”强调基本精神是“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如此得出他的著名结论：“今日之所谓‘朋党’、‘道学’之士，是乃‘皇极’之所取用之人也。”。从政治的现实涵义而言，周南与朱熹的“皇极”论异曲同工。同工的一面就是同以官僚集团为进攻的对象，也同为理学型士大夫在政治上寻求主导的位置和功能。朱熹的“皇极”是要求皇帝“以身作则”，周南强调“皇极”秩序的实现必须依靠所谓“朋党”“道学”，而不触动“皇极”现有的概念架构，这是他们异曲的地方。
除以上两人，还有陈亮，叶適，陆九渊三家也通过“皇极”的议论传达了他们的政治或思想的立场。
陈亮的基本论点：“皇极”必须“广大公正，尽收天下之人材”，不应反将讲“道德性命之学”的贤者排摈于朝廷之外，以致引起“旁观者”的不平之鸣。用“道德性命之学”而非“道学”是有深义的，是指学术的“道学”。就最高政治纲领的“皇极”而言，他与周南观点相去不远。
叶適的《皇极》一文主旨在强调“建极”之难，他借想象中的古史表达政治理念。有两点互相关联的特征，第一，“皇极”不仅是政治秩序，也是文明秩序，第二，所举的上古“建极”人物多数是人臣或诸侯，而不限于“皇”。他对周公以后的“建级接问题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以众建”，“大建”而“有为”，也就是孝宗和理学集团所共同筹谋的大更改。
陆九渊的《皇极讲义》是对荆门军的吏民宣扬儒教的讲词，完全没有涉及“皇极”作为最高施政纲领的是非问题。
《皇极讲义》证实光宗确曾重申“皇极”之说。在《象山先生全集》之《年谱》中九渊讲《皇极》敛福锡民是代替道教设醮祈福的旧习。《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开端引“五皇极”原文，知其坚持“极”当训为“中”。《讲义》中，“今圣天子之皇建其极”，“圣天子建皇极以临天下”，可断定“皇极”必是光宗即位后重申之说。
另外，陆九渊借《洪范·皇极》传播他的“心”学，表面上他说是“承流宣化”，实际上是宣扬他的信仰，讲“福”也是讲“心”。
朱熹《答胡季随》似于《讲义》讲义通体不满，相歧之处甚多。《皇极辨》写在庆元党祸之后，他的见解则有了更深更大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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