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起源于印度佛教，又叫浮屠，即为坟冢之意。最初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在他出生和涅盘的地方建造。直到隋唐时，“塔”字才被翻译家们创造出来。与佛塔主要用来埋骨高僧，存放舍利不同，藏纸葬字、敬惜字纸的塔却与儒道有关。
张氏为湖北黄石当地望族，今天进入的张志和纪念馆，其实就是张氏宗祠，巧合的是与唐朝渔隐诗人同名同姓。入门左手的石塔让我眼睛一亮，以前资料中看过，突然遇见，不免细究一番。
石塔为六角形三层石塔，高近6米，全部用青石砌成，第二层正面刻有“字藏”二字，下面为焚纸的洞口。藏字塔，简单地说，就是供当地人焚化字纸用的“惜字炉”。
文字作为中华文明的符号，从图画中分离转化而来，传承了几千年，也启发了民智几千年。每个符号都有存在的意义，里面藏着人们需要传播的信息，交流的思想，因而是极具能量的。在古代热衷科举的背景下，文字冥冥之中决定着读书人甚至家族的命运，因而对文字敬而惜之也就不足为怪。藏字塔的建造，正是人们尊重知识，崇尚文化的充分体现。
随着释学东传，塔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传统的楼、台、石阙等高层建筑形式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重楼式“塔”。重楼结构本身，就体现出了中国人的乡土性和家族性，超越了宗教本身的限制，成为文化交融后的外显形式，寄托着修建者的美好理想，而成为一大世俗景观。
根据碑文所知，石塔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现存的藏字塔大多出现在清代，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从清初开始，魁星逐步成为儒生阶层名副其实的“职业神祗”；二是清中后期以后，惜字又发展为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魁星信仰也进一步普及化，重要的标志就是各地建立惜字会。魁星信仰要求人们敬惜字纸，当时的《善书》有云：“拾路遗字纸火化，百字为一善；遗弃字纸不顾者，十字为一过。”意为世人如在路上拾得废纸，而纸上有文字的就应火化，乱弃有文字的纸，其人必遭天遣。于是，清代社会中的大户人家、商人及读书人联合起来，在各地成立“惜字会”，并建立藏字塔，要求人们敬惜字纸，不要乱丢乱扔。张氏宗祠保存的这座一百多年前的藏字塔，正是社会底层普及化的明证。
藏字塔见证了清代惜字运动的盛行。惜字会组织儒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惜字活动，范围不局限于中国，甚至遍及日本、东南亚等地。会址多设于文昌帝君庙中，成为传统道教一个相辅相承的定制。当时的儒士到魁星阁祈求保佑能一跃龙门, 当然也到藏字塔焚化有字废纸。清代的《独山州志》记载：“奎星诞节士子举行惜字会。兰中字纸，虽村氓妇孺，皆知敬惜。”说明从京城到地方，惜字会逐渐流行。
塔的建造不仅表现在外在形制上，文化内涵上更大不相同。其实高高的塔，与高高在上的佛菩萨、圣贤、神仙一样，都体现了信仰的力量，供人们顶礼膜拜。就像瓶子既可装酒，装油，也可装水一样，但归根结底装的是信仰。佛塔以供奉舍利为主，学佛之人发心礼塔，既是一种功德，也是加深佛祖信仰的方式。道塔多为有功有德的先贤修建，源于道教信仰建立在敬天法祖基础之上，强调的是对祖先的尊崇，对后世的警醒。而奔波于科举考场的儒生，对文字心存敬畏之心，更有祈福保佑之意。有的塔身镌刻有“包藏五典三经，收拾三言两字”等文字，仿佛字纸来到世间，灌溉人们心田后，又化为尘烟飘入天空。
藏字塔第二层五个方位分别为碑文和石刻浮雕，第三层为五幅石刻浮雕，内容大多为瑞禽异兽。说明人们用吉祥图案装饰塔身，用来祈求美好寓意，既有文化性，又象征各自的宗教意义。佛塔以浮雕佛像、金刚、力士、护法天王等为主要内容，道塔以香炉、如意、三清铃、芭蕉扇、万字纹等法物标识逍遥事外的修真理想，以八仙过海、喜鹊登梅、二十四孝图、魁星点斗等图案体现民间祈福的愿望。
世间得来极为方便和容易的东西，往往人们不爱珍惜。而今印刷术发达，纸张也很便宜，似乎字纸成了随手丢弃的垃圾，失去了对字纸、书籍的恭敬心、敬畏心。近代以来，学生践踏污秽字纸，不爱护书籍报纸，随地抛弃，即使身边没有藏字塔，但至少也应投放垃圾箱。中国传统美德的堕落，从这一个侧面就能看出。爱护环境，洁净心灵，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教育重在育人，藏字塔就是很好的教材。这座低调的塔，赋予字纸以崇高的地位，蕴含了古人惜字造福、尊重斯文的大义。畏之，敬之，惜之，其实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仁智于2019年2月25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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