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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金汤匙出生
朱枫，1905年11月22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城的一个富裕家庭。
江浙一带地域条件自古优越，而沿海经商的历史又比较早，所以这一带，名门富商比较多。
朱枫的父亲朱云水，是当地有名的富户，而且还受到了周围人们的拥护，当了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而朱枫的母亲，也是出身富贵人家，是一家报关行的千金小姐。
所以朱枫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孩子。她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后来她觉得这个名字太陈旧、太俗套，请沙孟海帮她改名谌之，字弥明，表示更加光明磊落之意。
“朱枫”是参加革命工作用的化名，在革命烈士牺牲证上的名字还是朱谌之。
2求学
朱枫的父母，没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所以朱枫不仅是掌上明珠，还从小时候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14年，9岁的朱枫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
1921年，16岁的朱枫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
1925年五州惨案发生，朱枫与与同窗好友陈修良一起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等反帝爱国活动。
1926年，21岁的朱枫毕业于宁波竹洲师范。在陈修良的邀请下前往了上海。
之后，在陈修良的介绍下，她又认识了大书法家沙孟海，在沙孟海的传授下，她练成了一手漂亮的小楷。而且还央求沙孟海给她改了名。
她从一个普通的学生，逐渐变成了一名对社会有着深刻认识和责任感的革命者。
3第一段婚姻：战争中的飘零
由家庭的安排，朱枫远嫁东北，和当时的奉天兵工厂工程师、同乡陈绶卿结婚。陈绶卿比朱枫大了20多岁，当时已有一女7岁，小名阿菊，大名陈志毅，又名陈莲芳。
朱枫生下女儿陈明珍（后改为朱晓枫）后，正值“九一八事变”，他们不得不在1931年带着女儿回到镇海避难。朱枫本希望能够借助家族的力量，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打击接踵而来，丈夫因病去世。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任何人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大多数人就像浮萍一般，不知道下一秒就会被飘到哪里去。
朱枫原本殷实的家庭，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渐渐没落了。
而面对家庭的变故，丈夫的离去，一时间原本心智冷静的朱枫，也有些迷茫和不知所措了。
4认识第二任丈夫，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1937年，日本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也由此全部展开，而东南沿海也成为了主要阻拦线。
当时朱晓光很年轻，只有20岁，但他已投身于抗日运动中，而且由于表现突出，还担任镇海抗日宣传队的队长。
32岁的朱枫正是受到了朱晓光的影响，踏上了成为一名革命者的道路。而朱晓光的细腻开朗也让原本感情生活闭塞的朱枫，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不久两人结婚，并生下了儿子朱明。
1938年年初，为资助抗日救亡组织，朱枫散尽家财，加入了武汉的新知书店，从事革命出版工作，至此便踏上了革命征途。
她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1938年初，朱枫在武汉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
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台湾义勇队），并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义勇队下属的少年团，还将自己攒的钱拿出，捐助了800大洋，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
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任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包括三克拉钻戒），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
1941年，意外突然降临。朱枫的丈夫朱晓光不幸落入了敌人的集中营，性命危在旦夕。
朱枫知道后，连忙赶到江西，设法打通关节，顺利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视到了自己的丈夫。
但让朱枫心里猛然一紧的是，朱晓光在集中营里染上了重病，而且奄奄一息，支撑不了多久的样子。
幸好朱枫小时候学过医学护理，一眼就看出丈夫的病症，于是她连忙赶回上饶城，买了一批药品偷偷地送进了集中营。
1942年春末，恢复良好的朱晓光在大雨中越狱成功。
1943年，朱枫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
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被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经受住残酷刑审的考验，在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出狱。
5经受考验，受到党组织的重用
1945年春，经受考验的朱枫，经上海地下党的批准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枫被调离了书店，进入到了上海的情报部门，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地下工作者。
紧接着由于朱枫的突出表现，她又奉命调入了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从事她之前负责过的财经和交通工作。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
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朱晓光随着解放大军自东北南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新华书店主要领导。不料身体很快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结核，这让远在香港工作的朱枫很是挂念。
1949年11月，她香港的地下工作圆满结束，就在朱枫准备赶赴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团聚的时候，这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抉择。
原来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的接连失利，最大原因就是在于我党埋于敌军中的隐蔽战线被切断。于是，经过反复思考后，当时主要负责台湾地下情报组织工作的潘汉年、舒同等同志，决定将重新连接隐蔽战线的重任交由朱枫。
既然要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系统，那么就必须要有我党情报人员，深入虎穴。
而究竟派谁，担当这个十分重要而又急迫的任务？华东局的党组织也有些发难了。
因为事关新中国解放之大事，担任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机敏而又警觉，才能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探听到敌人重要的情报。
我党地下优秀特工不少，但是此时适合这个情况的，却还是很少的。
而此时最为适合的就是身在香港的朱枫。
因为朱枫不仅对党忠诚，她还从事了多年的地下工作，是相当有经验的。
又碰巧当时朱枫的大女儿阿菊（陈志毅）此时恰巧寄来信件，希望朱枫能到台湾来见见她，随信还附送了一张台湾的通行证。
而朱枫的女婿王昌诚，曾在国民党警务部门就职。
1949年秋，国民党驻沪力量开始迁至台湾，王昌诚随之而往，阿菊也跟着去了。而且之后不久阿菊就在台湾产下麟儿，还给了身在香港的母亲朱枫写信，邀请她到台湾小住，顺带照顾一下她和刚出生的小外孙。
所以有着这层关系，朱枫成了当时赴台的不二人选。
但上海的朱晓光需要人照顾，而朱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家人了。所以华东局情报局的领导最后还是找到了朱枫，征求她的意见。
朱枫，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党最需要的时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她给等待了许久的丈夫写了一封家书：
“兄将外出经营生意，此去将有几月时间，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见面，望妹安心等待以后的相聚……”
这封家书，是属于朱枫和丈夫唯一的密语，他们把各自互称为兄与妹。
就这样，1949年11月，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
三人配合得十分好，短短几天后，朱枫就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而解放军军委作战部，也凭借这些情报，对敌人展开了狠狠的反击。
甚至到后面，朱枫等人还搞到了战区防略图，和兵力、火器分布图等重要情报。
1950年1月上旬，毛主席在看完这些绝密情报后，很是诧异地问道：
“这样机密的情报，是怎么搞来的哩？”
“华东局情报部安排了一位女同志去对岸，情报s就是她冒险送出来的哩。”
毛主席越看越高兴，说道：“那一定要给所有人都手机里记上一功哩，尤其是这位女同志哩！”
之后，毛主席偶有所感，诗兴大发，在纸上写下了一首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而此时的朱枫，也越来越熟悉这边的环境，随着她的布局，她获得了愈来愈多的高级情报，而且每次都安然送达到了大陆。
一个半月后，朱枫就已经把组织交付给她的任务，顺利提前完成。组织也连忙召集她返回大陆。
朱枫十分高兴，自己不仅完成了组织交予的任务，而且她也很我快就要见到自己阔别已久的丈夫与孩子了。
1950年1月14日，她当即买好了返回香港的船票，并给家人寄去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即将返家的喜悦与思念之情。
但朱枫怎么也想不到，这封寄出去的信件，竟然成了最后的告别。
6壮烈牺牲
1950年1月29日，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我党。
而当晚，我党潜伏的地下组织被毁灭性破坏，几乎所有的地下工作者全部被捕入狱，一时间情报系统完全瘫痪。
2月2日，吴石将军找到机会，连忙派遣副官聂曦找到朱枫，让她立即转移。
朱枫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乘坐了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老家镇海就在海的对面，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过抓捕。
“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你可以想象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
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始终坚贞不屈，决意寻死。
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枫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
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一直还保留着。
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最后宣判，除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朱枫外，还有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这就是当年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最后朱枫高呼革命口号，身中7弹，英勇就义，终年45岁。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7
英雄回家的路走了60年
这些革命者牺牲后，其尸身并没有能够及时送回祖国。时隔60年，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那天，随着飞机平温降落，一位老人手持着一幅黑白遗照，从飞机上走了下来，后面有人拿着一面鲜红党旗包裹着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老人神情激动，眼含泪水。
随着一声嘹亮的口号，早就等候在两旁解放军仪仗队，手持着花圈挽联，迈着坚定而整齐的步伐，跟随在老人后面。
这是烈士归国的最高待遇。
朱枫的骨灰当即被送往八宝山暂时存放，次年又被送往了宁波，安放在镇海烈士陵园里。
2013年12月，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
同时远在浙江镇海，最大的西门公园，为了纪念朱枫，正式更名为“枫园”。并在园内立有朱枫烈士塑像，供后人瞻仰。
朱枫的革命精神，值得被后人铭记。她的生命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一个为理想和信念奋斗过的人的影子。在她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不仅是个人的牺牲与奉献，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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