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家，一代名士，影响一朝风物。
济宁作为文化古城，是孔子的故乡，孕育了无数有文化有理想的有志青年，他们诞生在这里，又从这里走向远方。
济宁坐落于山东西南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贫瘠的，难以治理的区域，但济宁城市本身及其毗邻的地区在明中叶到晚清一直享有持续的繁荣。
在十九世纪中叶漕运中断之前，济宁和临清是明清时期山东最大的经济中心，至的9世纪末，才陆续被省会济南与胶东半岛的通商口岸烟台、青岛超过。
济宁，在本书中不是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常意义上的地理位置，而是取决于济宁的经济和文化周邻的辐射力，以及地方精英的政治影响力。在本书中所研究的课题中，取"the Greater Jining area"，大济宁地区之意。
济宁在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个性鲜明的运河都市，作为疏通城市的重要枢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承载的作用更加明显，远距离贸易使得南北往来更加便利，也成为商业化水平长期低于长江三角洲的华北平原的重要贸易内容，甚至创造了一条繁荣的运河带。
建立在大运河运输上的济宁城市化和商业、经济繁荣的类型与许多北方运河城市如：临清、聊城、德州、天津等相同或相似，因为他们都受到大运河运输与贸易的牵动。
济宁作为一种个例同时又代表了一种类型，它发挥的运河重要作用、区域中心城市、长距离交通枢纽的功能，济宁的地位和影响还需置于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的商品和信息循环网络里进行衡量。
相同和相似的经济基础和类型并不必然对应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面相。北部的运河城市，在显示一些共同城市性特点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显示出差异性。济宁地处北方，但却表现出某些南方或江南城市的文化和社会属性，在清代有"江北小苏州"之称。
不仅如此，济宁在空间景观、消费时尚、生活习惯、大众审美、大众宗教、价值认同等诸方面，带有一种异于传统北方城市的"江南"特征。济宁个例中所蕴含的由大运河引发的南北交流和流动性，意味着文化认同与城市特征并不简单由地理位置决定，还会受制于外来的因素。
济宁居民，特别是士绅精英阶层，往往糅合本地遗产和外来的成分去塑造属于自身的文化环境，从而彰显城市个性。
不同于绝大多数北方城市，济宁产生了实力雄厚的士绅阶层，而且不同于传统北方士绅的形象，济宁的精英阶层中有不少人像他们的江南同侪那样从事货殖经营，更在广泛的文教领域里从事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以士绅社会为核心，济宁城市居民造就了"自我认同"的地方特殊性，从而为文化的繁荣、“城市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创造了许多条件。
得益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运河带来的经济繁荣，在封建王朝也得到官方的特别关注和对待，包括重视和监督双重含义。国家权利和地方势力在济宁都十分活跃强劲，其相互作用及彼此势力的消长，牵动着城市的社会属性的塑造与重塑，规范了它的发展势态和张力。
随着时间的发展，近代工业发展，济宁在新的国家范围的经济层级结构中地位下降，但由于地方精英的积极作为，使得济宁得以进行了比较成功的现代工商建设和城市转型。
纵观济宁的时代发展，曲折中也显现出近现代中国革命洪流里城市的困境与抉择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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