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情节很简单，住在海滨小城尾道的一对七十岁老夫妻，远离子女的生活让他们略感聊赖孤独，于是决定离开故乡去探望他们住在东京的子女。在品尝了各自成家的儿女们冷淡的招待后，老夫妇决定回归老家，结果年迈的老伴得病，死在了旅程的终点。
中国有句老话，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有着浓厚传统礼仪的东方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根基在人们心中的意识。但是事实上，在50年前的日本，就有人给予了这个意识沉重的一击。战后日本经济进入快速上升期，与其并驰的却是老龄化时代的开始，青年子女忙碌的工作状态相对的便是日益剧增的空巢老人。父母生养的恩情在生活的重压下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就像影片中纪子为女儿儿子的冷漠开脱说过的一句话“不是，是他们太忙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电影里用了很多次反差的手法，比如老母亲一开始来到东京，一脸兴奋的说，东京一点也不远，一天就到了，到最后，自己在暗自嘟哝，是啊，东京太远了，实在是太远了。远的是什么？是父母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渐行渐远的距离，还是父母对于孩子期盼而带来的心理上的落差。记忆里在孩童时期表现出来的热情友善，似乎被这座大到离谱的都市挡在了身后，只给父母留下了不知所措的背影。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对比更像是文化的碰撞，当老婆婆看见孙子丝毫不掩盖起对其的宠溺之意，儿女却在商量着送他们去热海度假。
但是《东》更偏向于温和性的批判，起码一点，儿女们是有一丝尽孝的念头的。女儿在自己无法抽身陪父母的情况下，选择打电话给纪子请她帮忙带父母逛一逛东京，之后更是出钱送父母去热海泡温泉。但是，这真的是父母想要的吗？包括在父母离开东京后，大儿子还洋洋得意，父母们在东京一定玩得非常开心。通过金钱，子女们在主观意识上得到了一定的心理安慰，以为自己尽到了孝道，但他们恰恰缺少了发自内心的关心。发现老婆婆忘记雨伞的，始终只有老公公和儿媳纪子。女儿常劝父亲少喝酒，却在父亲喝醉后厌弃的上楼，留给父亲一个空床铺。
久住令人厌，勤来亲也疏。可以看得出来子女的父母来探望的初期还是带着殷勤与喜悦，但长时间的相处暴露出两代人的矛盾。度假和陪伴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子女无法挤压出多余的时间留给老人，这时老人们不再身怀爱意，而变得满腹累赘。这种畸形的思想，在很多努力在个人事业上奋斗的儿女上开花结果，最终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蜕变。老夫妇那对孤独的背影下存在着作者的哀叹，如同一个时代的终曲一般，不得不由人惋惜。
小津的作品带有分明的历史环境，这种特有的时代感或多或少带动了身处这个时代的人情感上的变化，可以说，整个《东京物语》就是一个寓言性质的隐喻。它还原出具有典型东方伦理和结构的日本社会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中逐步瓦解的过程，及其在文化机制的变迁中所起的深层作用。电影中看似毫无关联的工厂和火车汽笛声，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发展色彩，尤其是快速文化的倾入，无法与日本传统的慢文化融合，而恪守传统文化的小津，无法认同这种快餐式文化的侵蚀，也无法阻止这种西化潮流的发展，这种矛盾的心理充斥在影片的每一个细节中。尾道最终被高速铁路所连接，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东京，而代表传统文化的纪子，为了生计，为了嫁人，也无法否认，唯有慢慢适应我们都会变这个必然结果，才能继续存活下去。表现出的是当时战后日本语境下的驳论，“一方面人们试图突破原有社会的瓶颈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对在此过程中本我的迷失和他我的建构感到迷惑和失落。”
这种迷茫的任何时期都不会缺少，在一个意识失落的社会里，如何组织重建一个充满元气的社会，小津留给我们很多参考。
就比如当今的中国，就像是日本重建发展下的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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