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公元223年6月10日），刘备驾崩于永安宫，临终前“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对于诸葛亮来说，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他可以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关系。或者说，就是处理好各种关系。诸葛亮要处理的关系至少有四种，即君臣关系、同僚关系、盟友关系和敌对关系。
第一位的还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
第一个问题：刘禅执行了刘备的遗嘱吗？
刘禅不但执行了刘备的遗嘱，还有加码。
一、封武乡侯。
二、开府治事。 开府，就是建立府署，自辟僚属，也就是建立属于官员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官僚体系。
三、领益州牧。尽管从地理范围看，蜀汉就是益州；但从国家体制看，蜀汉是蜀汉，益州是益州。区别在哪里呢？蜀汉是王朝，益州是郡县；蜀汉丞相是中枢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员。前者拥有的是中央行政权，后者拥有的是地方行政权。这两个职务的权限是不一样的，任务也是不一样的。州牧是“牧民”的官，丞相是“牧官”的官。当然，州牧也“牧官”（管理太守、县令），但丞相却不“牧民”。因此从制度上讲，是两个不同的职务。
封武乡侯，是赋予诸葛亮尊贵地位；开府治事，是授予诸葛亮独立相权；领益州牧，则是授予诸葛亮牧民之权。这就等于是把整个蜀国从上到下都交给诸葛亮了。
第二个问题：刘禅的感觉如何？
作者 的看法是不爽。有证据吗？有。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去世后，各地人民纷纷要求为故丞相立庙，不被批准。人民群众只好在大街小巷“因时节私祭”
最后提出一个后主可以接受的方案：规定只能在诸葛亮的墓前立庙和祭祀。你想，诸葛亮的墓远在汉中的定军山，又有几个人能去？当然比屡禁不止的“全民私祭”更能让刘禅接受。由此不难看出，刘禅对这事是多么的不痛快。
第三个问题：刘禅为什么不爽？
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形同软禁。刘禅这孩子继位以后，估计就再没出过宫。直到诸葛亮去世后一年多，也就是建兴十四年（公元236年）的四月，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
第二，不免挨训。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临行前上表刘禅，这就是有名的《出师表》。《出师表》当然是千古高风的华章，我们每个人读了都要深受感动佩服不已的。但有一个人可能例外，那就是刘禅。因为诸葛亮这篇表文的口气，完全是训小孩子。什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什么“不宜偏私”、“不宜异同”，都不怎么好听。
何况诸葛亮在说这些话时，还动不动就抬出“先帝”来。
第三，难以亲政。
我们知道，诸葛亮只是顾命大臣，不是摄政王，更不是皇帝。他的任务只是辅佐刘禅，不是代替刘禅。
我们看不到诸葛亮有还政于君的打算，也不知道在他的计划中，什么时候才能让刘禅从一个“见习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刘禅的“实习期”好像总是不满，总是不能“转正”。
第四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不肯还政于君？
通常的说法是刘禅太差。
那么，有证据吗？有。四个证据。
第一，亲信小人。
刘禅的亲信小人，恐怕早有预兆，否则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不会大讲先汉后汉如何如何了。
第二，不战而降。
第三，忘恩负义。
关羽追谥为壮缪侯，张飞追谥为桓侯，马超追谥为威侯，黄忠追谥为刚侯，偏偏没有赵云。后来，由于姜维等人打抱不平，才在第二年追谥赵云为顺平侯
第四，没有心肝。（乐不思蜀）
但是这些说法也都可以商量。
第一，历朝历代的皇帝，哪个身边没有小人？
第二，不战而降也可以讨论。
刘禅的不战而降没什么可取之处。但蜀汉亡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亡国之君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第三，不追谥赵云也有原因，原因就在刘备称王时只封了四员大将：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没有赵云，也没有“五虎上将”一说。事实上，赵云终其一生，也未能做到“名号将军”。刘备在世时，是翊军将军。
第四，刘禅在司马昭面前的表现确实恶心。
但是，刘禅虽然窝囊，却决不弱智。他只是没有骨气，并非没有心眼。说白了，他是装疯卖傻。
刘禅很清楚，作为亡国之君，他是永远也回不去了，能保住性命就是好事。他也清楚，要保住性命，就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有复辟之心，就连想念蜀国也不行。
也就是说，刘禅顶多是平庸，不是弱智。
我们必须继续追问：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诸葛亮这样做，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风追汉初，虚君实相”。
西汉初年中央机构的设置，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诸葛亮主政期间的蜀汉就是这样。
第二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
在他眼里，刘禅还是孩子，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他？
第三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
事实上，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时，蜀国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北有曹魏，东有孙吴，蜀汉政权内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矛盾重重。而且，正是这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使诸葛亮面临巨大压力，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他和同僚的关系，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诸葛亮要处理的第二种关系：同僚关系。
在蜀国，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严。为什么呢？同为顾命，并受遗诏。
诸葛亮为什么要废掉李严？
一种观点认为，李严被废，是他争权夺利自取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诸葛亮玩弄权术排斥异己。
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诸葛亮擅权心烈打压同事，李严奋起维权据理抗争。其斗争轨迹则是：打压，抗争；再打压，再抗争，直至李严出师不利头破血流。
余明侠和尹韵公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载，没有戏说，所说也都不无道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人品和道德来看历史事件，这条路是不通的。
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为蜀汉政权的掌门人，考虑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认定李严是小人，是“恶劣分子”，把诸葛亮和他的斗争仅仅看作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是小看诸葛亮的肤浅之见。何况李严是不是小人，还很难说。
诸葛亮考虑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就必须追溯到刘备的永安托孤
刘备托孤时，为什么要安排李严这样一个被尹韵公先生称之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
田先生的《蜀史四题》一书认为，“亮正严副”的托孤安排，乃是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而蜀汉政权的最大隐忧和祸患，不在曹魏、孙吴，恰恰就在蜀汉政权内部。正是这一内部矛盾，让刘备的托孤非同寻常。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或者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
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这无疑是让刘备深感忧虑的事情，而为他可以分忧的只有诸葛亮。这是刘备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又要以李严为副呢？因为另外两股力量也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所谓“旧人”当中，也应该有代表人物，而李严是最合适的。
从当时政权的结构不难看出，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东州集团是团结对象，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
属于东州集团又亲近荆州集团的李严，便成了刘备寄予厚望的人选。
实际上刘备的这一安排的用心极深。
首先，它体现了处理新旧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虽无明文记载，却不难从蜀汉政权的官员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后来居上，不容颠倒；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因为要“以我为主”，所以诸葛亮为正；因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也是后来诸葛亮能够废掉另一位顾命大臣的政治底气——此人挑衅了“后来居上”的原则。
但这只是“首先”，还有“其次”。其次就是刘备的“帝王心思”了。
刘备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李严很可能是在场的，至少也是知情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刘备是在告诉李严：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让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衅他的地位！因为李严作为“旧人”的代表，既可能维系新旧关系，也可能促成旧人异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不防患于未然。
李严未必这么理解。李严很可能认为，刘备是在“用为君的两手对付为臣的两手”，否则为什么安排他留镇永安？无非是在暗示，如果诸葛亮当真取刘禅而代之，他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这是李严敢于和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气。
结论：诸葛亮废黜李严，有近因，有远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东州、荆州三股政治力量构成的蜀汉政权内部矛盾；而诸葛亮毅然废黜李严，则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实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解决新旧矛盾的根本之策。
诸葛亮斩马谡一直争论不休，斩马谡不单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正因为是政治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化。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政治目的，并不简单地就是“谢众”。或者说，他杀马谡，并不仅仅因为在选拔先锋时“违众”。他要“谢”的“众”，也不仅仅是魏延、吴壹以及主张由魏延、吴壹担任先锋的人，而是蜀汉政权中所有的权势人物。（诸葛亮当时选马谡出征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意见）
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荆州集团，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在蜀汉政权中坐头把交椅，不妨称之为“第一势力”。第二股是东州集团，以李严、吴壹为代表，坐二把交椅，不妨称之为“第二势力”。第三股是益州集团，以彭羕（广汉人）、杜琼（成都人）、谯周（阆中人）为代表，地位最低，坐三把交椅，甚至在野，不妨称之为“第三势力”。刘备死后，诸葛亮接管政权，位极人臣，大权独揽，很多人心里是不服的。不但“第三势力”心怀不满，“第二势力”暗中较劲，就连“第一势力”中的某些人（比如魏延）也有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代行君权”的诸葛亮，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实行“法治”。唯有“依法治国”，而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才能摆平三大势力的关系，安定人心，巩固政权。所以，就连诸葛亮的依法治蜀，也不单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他很清楚，对马谡的处理如不能从重从快，就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法继续依法治国。因为谁都知道，马谡是他诸葛亮的人。放过马谡，不但魏延、吴壹不服，廖立、来敏也会不服，李严等人则会更加肆无忌惮。为了顾全大局，诸葛亮只能拔出刀来，一刀砍向马谡，戮谡谢众；一刀砍向自己，自贬三等。
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直接原因是马谡丢失街亭，根本原因则是蜀汉政权的内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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