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手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国内今年9月份才印发。
新书封面
封面活泼生动，内容直击痛点，毫无犹豫就直接入手了。所以，近期，想围绕这本书，来梳理一个系列的读书笔记。
本书导言中写到：“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作者也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
今天首先想分享的，就是“工作的意义”。
从现代开始，人们就希望它能一举多得：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前提1：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前提2：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
内隐假定1：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
内隐假定2：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 每当谈论工作伦理，都应当意识到一定有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不满，并希望他们有所改进。
工业化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
工作伦理生来就是为了和这些危险、病态的恶习斗争，意欲将它们连根拔起，彻底摧毁。
上述大多数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回溯性建构的历史真相。而事实上是：
工厂体系的诞生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正好是工作伦理所追求的。被记载为引入工作伦理概念（或者说实践“绩效原则”）的道德改革运动，实质上只是试图在新环境下恢复工业化前人们普遍拥有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个新环境使人们曾经的工作态度失去了意义。
这场道德改革运动意图在工厂内部，在工厂所有者掌控的纪律之下，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绩效。然而，这些追求，是过去的工匠在自己掌控工作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参考文献：[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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