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莫高窟惊现藏经洞。所藏书卷，最早为西凉建初二年（东晋时期）抄写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是北宋咸平五年撰写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这中间，有唐朝写卷《六韬》。
今所见该卷，已残缺，剩五千余字。虽没有书名，但查核《群书治要》，为《六韬》无疑问。
残卷中，没篇目，有章节标题。自“六守”之前，包括前头残文，12个章节的顺序，与《群书治要》中的《六韬》，其“文韬”的段落排序，前后不差。这说明是按传本顺序而抄写的。相应地，也就清楚了，这些章节属于“文韬”。
“六守”之后，不妨称残卷后半部分。除了末尾“距谏”，其余构不成完整章节。这些可能抄自另一种传本。怎见得？
“六守”之前，有“别贤”，即：“文王问太公，曰：‘别贤奈何？’太公曰：‘试可乃已。二人变争则知其曲直，二人议论则知其道德，二人举重则知其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其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其先后，二人治官则知其贪廉。以此而论人，别贤不肖之道已。’文王曰：‘善哉！’”
与其它章节不同，附后，有：“一说。文王问太公，曰：‘别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则以官名选人。案名督实，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能者居位，不肖者退，别贤之道。’”
由此，残卷后半部分，出现“一事君”、“一用人”、“一主用”，等等。显然，“一”为“一说”的缩略，用来标示：此抄自另一种传本。
其中，有一长段，言“廿八国”之亡。自开头摘录：“一周维正月，王在成周，召三公、右史戎夫，曰：‘今昔朕语，遂事之志。’戎夫主之，朔如闻舍，志曰：谄媚日近，方正日远，则邪人专国政，禁而生乱，辛氏以亡；信行立，义成俗，则贞士变君正，禁人生而乱，皮氏以亡……”
此说法，见于《逸周书•史记解》。亦自开头摘录：“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谄谀日近，方正日远，则邪人专国政，禁而生乱，华氏以亡……”
相比较，虽文字出路很大，但为一码事。来看《逸周书》给出的题解，即：“穆王思保位惟难，恐贻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记》。”周穆王的事，岂能入《六韬》？
况且，紧随长段后，写有“右周志廿八国”。这表明长段为他人注解《六韬》，而添入进来的。当然，不是抄者所为。若是，“右周志廿八国”，必单写一行，以合乎“右”。
敦煌写卷《六韬》，可贵之处，在于排除了后人异化。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之。
初始本的附录，有：“礼者，治之粉泽也。”又有：“礼者，理之粉泽。”
唐朝《初学记》，其卷21，有：“太公《六韬》，对文王曰：礼者，天理之粉泽。”
相对照，看似修正了初始本的字句。然而，敦煌写卷《六韬》，其“礼义”，却言：“礼义者，治国之粉泽也。”
毫无疑问，应采信敦煌写卷《六韬》。那同出于唐朝，何以《初学记》出错呢？只有一种解释，也就是后人篡改而刊误。
同样，敦煌写卷《六韬》，也会出错。比如，是“礼义”，还是“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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