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一〇：如何“一以贯之”

《传习录》一一〇：如何“一以贯之”

问“子夏门人问交”章。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薛侃向先生请教《论语》中“子夏门人问交”这一章的内容。

阳明先生说：“子夏说的是就其小者之间的交往，子张说的是成年后就其大者之间的交往，如果能够融会贯通、善加应用，也就都是正确的了。”

长久以来，受到西方教育学、心理学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理解”是知识掌握过程中，最基础、也最容易的部分。任何一名初高中学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上课时老师讲的内容，明明已经理解了，但真正独立做起题目来，仍然有可能是一塌糊涂的。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之中，“理解”成了学问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在《大学》中，它被表述为“格物致知”，可以说是实现《大学》三纲领的关键。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到了王阳明，干脆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理解本身就是实践，实践是深层次的理解，理解是实践的发端。换句话讲，理解与实践之间没有任何隔膜，两者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没有不能实践的理解，也没有未曾理解的实践。

重新回到薛侃所问的“子夏门人问交”章，这段对话出自《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薛侃所问及的这一章节，大概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见诸文字的学术门派之争了。问题是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子张也是孔子的学生，两个人的学术思想从源流上讲，是同出一门的。

同出一门的两个人，为什么在学术思想上产生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形成了困扰后人上千年的思想冲突？根本只有一个——那便是“理解”的问题。

从西方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看，“理解”似乎是最简单的事情，应该是求学者的基本功和必修课。而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角度看，“理解”就意味着实践，“理解”是关键中的关键，难点中的难点。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教育学、心理学对于“理解”的认知，是建立在物的知识层面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对于“理解”的把握，则是建构在人的主观能动层面的。

子张不理解子夏吗，还是子夏不理解子张？又或者是子夏的门人不理解子夏，子张不理解子夏的门人？再或者是薛侃不理解这段话，王阳明完成了对所有不理解的理解？

说到底，是后人误会了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当时，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时，曾参为什么会小而言之为“忠恕而已矣”？

其实，孔子所讲的“一以贯之”就是站在包容的角度去“理解”，换言之就是遇到不能改变的，主动跳出一己视角，努力去理解它。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子夏有一个观点——“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夏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的阅历、见识、经验决定了这一点。子张也有一个观点——“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同样的道理，子张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同样是由他自己的阅历、见识、经验决定的。

倘若没有“一以贯之”的能力和经验，两个人的理解之间一定会有偏差，子夏与子张在关于人的交往方面的意见，便是相左的。所谓的一以贯之，可以说是智慧的法门。就是学会站在他人的阅历、见识、经验的基础上理解他人，进而完善自己的阅历、见识、经验，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

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叫“战胜不了它，就选择加入它”。孔子所讲的“一以贯之”，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还存在对立与冲突，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包容心还不够，是我们自己还有执念和分别心。

从这个角度再去看子张和子夏的说法，哪里还有什么分别和冲突？分明就是在为不同阶段的人群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交友指南。年轻时以小而言之的方式交往，就应该“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避免出现超出自己驾驭宽度的滥交。年纪稍大，驾驭宽度增大后，城府渐深，当然应该秉持大而言之的交往方式——“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何谓“一以贯之”，就是消弭执念和分别心，大其心有个万物同体的意识。试想，冲突的对方也是“我”的一部分时，还会有冲突吗？用曾参的话讲“忠恕而已”——把忠、恕发挥到极致，不正是万物同体、无所不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