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堂弟刚出生，堂伯父被迫背井离乡。离开时全家七口人挤在破败的祠堂内那几间阴暗的小房子里。十二年后，堂伯父平反回家，大儿子已娶妻生子，小儿子即将小学毕业，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一家三代七口人仍挤在那几间小房子里。物是人非，堂伯父浊泪纵横，伤心欲绝，挥笔写下一联：“问东倒西斜三间屋，立天翻地覆几多年。”
我们家原来是有房子的。湖头新屋里、洋屋里两个大四合院就是祖辈打下来的家业。曾祖是湖头谭氏族长，祖父五兄弟。“洋屋里”就是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老二设计的仿日建筑。
两个大四合院先是毁于兵燹。战火平息后，修葺一新的房子全部充了公，两大四合院成了两个大杂院。偌大一个家，四分五裂：堂伯父一家寄身在“谭氏宗祠”；二伯父子先后病死在“大塘福社”，三岁的堂姐随母下堂到江西莲花；无依无靠的大堂兄成了上门女婿；无家无室的小叔最后也入赘咸弦，成了两个孩子的继父……只有我老实巴交的父亲搭上人母亲的全部陪嫁才有幸在老四合院里分得两间正房半间猪栏屋。
一九八六年，远在台湾与大姑不相见近四十年的姑父探亲回来了，全家人替大姑夫妻团圆而高兴。也就在这一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祠堂三间屋塌了，实在无法再住下去了。堂伯父老两口只好临时寄身于废旧的大队部；堂兄一家子四处借房栖身，因那万恶的成分，处处遭人白眼。傍晚了，房子还没有着落，眼看就要露宿村头了。最后，一位好心的毛姓遗民户让可怜的堂兄一家住进了老四合院他们家那闲置的房子里。
这一年除夕，堂伯父在堂兄借来的房子上亲自贴上一副春联：“春光融融初透三通开放暖，风雨凄凄犹记文革数九寒。”
一九八九年，是堂伯父家值得纪念的一年。堂兄每天从煤窑上下班回家，便组织一家老小做砖、烧窑、打地基……几个月如一日，烈日下、月光里、风雨中，全是一家人忙碌的影子。堂伯父经常给家里人打气说：“甜酸苦辣皆滋补。”汗水泪水之后，本家长房终于结束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喜拂琴书得所至，虔迎考妣有家归。”乔迁之喜，全被年迈的堂伯父写在火红的对联里。
能住上新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梦想。
湖头是一个大屋场，典型的地少人多，寸土寸金。如果不是往外发展，屋场内建房难于上青天。一九七九年，父母想方设法在老四合院里邻居手上回购了两间房，解决了哥哥结婚的燃眉之急。两年后，父母以房换房又在老四合院里回购了四间房，与原来的两间连成一体。
“读书育人璞石何日成大器，做工务农温饱几时达小康。”看着邻居们纷纷住上了新房子，父母和身为砖匠的老哥也有了一个小目标。
不幸的是，一九九0年八月年仅花甲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九九八年老哥在一家私人煤窑上遭遇矿难，落下残疾。
不到十年时间，家里的两大柱子一倒一残，住新房成了母亲一个遥远的梦想。虽然我曾想让母亲跟我到县城住，但母亲舍不得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年纪越大，母亲越不想离不开那几间老房子。八十岁后，母亲更是没有离开老房子半步。大姐二姐多次想把母亲接去住，可每一次都被母亲谢绝了。母亲总说：人老了，哪里都不去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老房子里。
三年前的元宵节，八十八岁的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在她写给我女儿的遗书里，我含泪读到了这样的文字：“现在家里光景不好，以后就全靠你与哥哥嫂子齐心合力撑起我的门户，千万不要倒了。这样奶奶就心满意足了。”
二0一九年，老哥与侄子拆掉了那几间老房子，开启了造房模式。
二0二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奠基；四月二十八日砌大方脚；五月初三圈梁；六月十七日开始砌墙……
前天接到老哥的电话：“农历九月二十日吉时，新房上梁！”
“上梁啦！！”
在湖头新屋里祖祖辈辈曾经摸爬滚打过的地方，命途多舛的老哥终于有了家族中人期盼已久的新房子了！
望着这普普通通的毛坯房，不善言辞的侄子感叹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是奶奶还在的话，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
湖溪潋滟蜗居起，头角峥嵘小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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