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时间设置在1984年，柏林墙倒塌之前。
电影的主人公，魏斯勒是一名窃听员，审讯和窃听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另外一名主人公，德雷曼，为著名的东德作家，他态度温和，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其强的忍受能力，尽管他从不公开反抗，但依然逃不开被监听的命运。
窃听员魏斯勒
他的妻子席兰德是位舞蹈剧演员，美丽动人。德雷曼夫妇的平静生活被东德文艺部长出现而打破，文艺部长以其自身的职权威逼利诱女主角席兰德奉献自己的身体，倘若“配合的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一切，都被魏斯勒窃听于耳下，而席兰德对于部长的屈从，也触碰了魏斯勒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从此，他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
故事围绕两位男主角的心理变化而展开。得知妻子服从于部长的淫威后，德雷曼选择了反抗，他准备写一篇关于东德自杀现状的文章发表在西德的杂志上。而躲在暗处的魏斯勒摇身一变，见证了这对夫妻经历的屈辱之后，变成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兢兢业业的窃听者，开始想尽办法对于他听到的内容进行删改。
最终东德自杀现状的文章发表，东德安全部门勃然大怒，直接将矛头指向德雷曼，而在逼供之下，德雷曼的妻子也如是说出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安全部门人员前往取证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人之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五年之后，柏林墙被推到，故事的结尾让人泪流满面，我为各位留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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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著作《1984》中虚构了或者说预言了一个集权世界，“老大哥”是大洋国的名义领袖，他的存在使得整个国家的氛围变得恐怖。
在书中，“老大哥”严格地限制语言，靠着“双语思想”与“新词”来维护统治，比如说，修改“Free”的含义；大量启用思想警察，随时干掉有其他想法的人。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腑告诉民众东德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敌人，必须接受监控。当年的东德政腑，在舆论控制上做到了令人窒息，而他们口中的“改善生活”，只不过换了几副优质的手铐。人类是一个会想象的物种，往小了说我们想像除了婚姻、公司，往大了说我们想象出了社会、国家、宗教。而国家作为人之造物，显然，是不可以凌驾于人之上的。
电影的结局真美好，让人泪流满面。可讽刺的是，《窃听风暴》导演多纳什·马克在拍摄的时候，得到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使得他们可以在东德的机关大楼取景拍摄。而只有一个人拒绝了他的拍摄请求：前东德监狱博物馆馆长，为什么？馆长说：“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在整个的东德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像魏斯勒一样良心发现，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信息安全
写东西的意义
本文写的动因在于我之前关于一篇刘胖的文章被deleted。
我当然也可以大声疾呼，痛诉其荒谬与不堪。但这些也许不是文字本身的意义。
其实写东西的价值不在于为社会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的坚定和扶持，文字具有招魂的能力，能让靡靡之音奏成高山流水，让星星之火燎遍万水千山。所谓不惑，所谓迟疑，所谓浮华浪掷如当下，我们听到的声音，应让它服务于我们的思考，而不是相反。
文字提供了一种选择，它是为一群想看到正义、善良的人筑建的堡垒，哪怕堡垒破旧不堪，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是我们该有的姿态。
感谢阅读
20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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