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孙绍振老师《古典小说的英雄无性和猪八戒的戏剧性》，我对于英雄塑造的方法亦不禁产生疑虑。
关于研究方法，孙老师首先想到从最原始的状态入手，然而古时直接材料极少，留存下来的不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原始文字，绝大部分都是推理、想象出来的，这便无法保证绝对的可靠性。于是，孙老师提出从现实的、当代的情况出发。包括两类，一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二是当代的生活经验。亲身经历自然有限，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生活经验为评判依据。
《木兰辞》中花木兰的形象为千百年读者所津津乐道，然而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花木兰是个女子，以当代经验而论，处于男子圈中，日日与男军人同吃同住，竟然毫无被怀疑的时候？其自身亦无性别意识？难不成当了军人足以让她在极短时间内找到与其他男性相处的男性之道？即便如此，女子的各方面特性也无法全部掩盖。综上可知，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不过是应人们对于巾帼英雄的特殊期待，为体现孝道的一种“非常力”而有意识地模糊了其性别的差异性，即为了女英雄横空出世而创造了一位女英雄。
历数中国红色文学、革命文学，女英雄形象也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一种“铁姑娘”“假小子”之类的状态，似乎，英雄本质上还是男子的特权，而女性若是想要“夺取”这一称号，那么就要刻意忽略性别，并极近可能地挖掘自身的男性特质，以期“靠近”，如此方有机会被冠以“英雄”二字。或许，“英雄”二字诞生之时便是专指向男子，“雄”，雄性，勃发的力的形象概括；“英”，英气，由内而外散发之阳刚之气。想来真正的男女平等不过百年，而英雄一词存在数千年，其单向所指亦可理解。但既已有大多女性以行动证明女子之能力、魅力，可与男子在贡献上并驱，那就应考虑从女性角度出发，给予可与其功劳相匹配的称号。但相近者便是“英雄”，于是，“女英雄”应运而生。但是，二者当然有异：男性英雄便默认是英雄，自不需前缀“男”字，而女子的身心特殊性决定了无法直接与男子共享“英雄”，于是“女”英雄一词勉强满足了世人的上述心理需求，毕竟也属英雄，中心词既然一致，也不必再苛求。
但似乎大家都一致认同，如果女子想成为英雄，就当抹去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历来作者笔下的女性英雄也无一例外地以其隐性性别——男而出现在世人面前，用孙老师的话来说：“女英雄越来越男性化了”。这样的结果自然只非男子之过，古来打天下的主力是男子，男子的气魄、力量形成的气场让社会成为男性主场，女子在力上本就居于弱势，而“美”的用处似乎更多地用在男性本身而非社会战场，此种情况，如何让女英雄自处？于是，只能刻意寻求其潜在的“男性”感悟力，淡化“柔”，强化“刚”，以之作为自己“武装”的资本。细细想来，悲乎。
这种形象又不仅限于古时，今日亦然。现今之世，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意识已深植人心，若要上阵杀敌，也不需如木兰般女扮男装，况处和平年代，那些女兵既已被认同身份，自也可更加自在，尽管军人总体气质依然为阳刚，女兵亦雄姿英发，颇有硬朗之风，然性别已明，其他不过调遣生发之力耳，可算幸福。
若在职场，女性被称为“职业女性”，或许如“女英雄”一般，用以区别一般“家庭妇女”。然而女性若想取得成功，定要以男子的拼搏之势驰骋“沙场”，或许最终当博“女强人”“女超人”之美誉。“强人”者，依然刚强为核，女子本弱，为母则强，此句是突出母爱之力，与我言之况非属一类。工作中要出人头地，女子只得放大隐形之“强”，无论体力、心理承受力都力追男性。由此可见，“强人”“超人”者，亦非给女性准备的称号，女子想拥有，女性意识便不得不漠视。
这或许与社会分工有关，与男女生理差异有关，故“英雄”之外，无需“英雌”，女子再强势，加以前缀便足矣。
然，今时今地，女性所求又非“英雄”也，能完成自我为更多女子的潜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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