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车人（三）

      他们不同于后来我父亲管的劳动服务大队的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打成右派的大学生、有文化的工程师、老师等，他们总上货场拉土方、抬木头、卸火车。虽然被改造去拉车抬木头但他们的工资还是很高的，这些知识分子属于被贬在那儿的干部，工资还是给他们原来的待遇，一个月一百多。

      很悲惨的是他们中很多家里的女人跑了，因为政治上被迫害妻子与他们离了婚，扔下男的自己带孩子，苦的是他们不会带孩子，那时候男人从小都是在男尊女卑的环境下长大的，不会带孩子干家务活儿，女的离婚直接跑了，他被劳改去扛大活儿当牛作马，虽然他们挣钱不少吃喝不成问题，但是得干活儿去，卸火车抬大圆木很危险，要是有个女人在身边伺候吃穿还好些，没有女人他们造的跟跑腿子似的，也不会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衣服破破烂烂埋了吧汰的就是那些工作服，孩子也是挠骚个头儿很惨，尤其是被贬打成右派后，地位心理落差都非常大，一肚子怨气憋得好打仗好喝酒，这伙人喝醉了打架的很多，动不动有事就找我爸去了。我爸也很同情他们但也没招儿啊，要不行你就休息，你也不用干了，反正工资也不少你的，所以他们的最大好处就是工资不少。

      听我爸讲从火车上卸大圆木很危险，在现场出事儿的砸断腿的很常见，砸死的都有，他们中砸死的少，货厂的临时工砸死得多。

      他们那的拉车的都是知识分子臭老酒打成的右派。是一类特殊的劳动者群体。与普通的拉车人从心理到体力和生活状态都不一样。

      拉车人的生活跟进城卖菜卖李子卖瓜的那些农民不一样。那时没有小商贩，近郊的农民拉着车用大柳条筐装着香瓜李子进城来卖，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夏天一个卖香瓜儿的光着膀子拉着一大柳条筐香瓜筐顶上盖着蒿子，那人忽然胃疼发作，只见他拿出一小包“面起子”和着水吃了下去，他说只有吃下这“面起子”才能止疼，“面起子”也就是“小苏达”。我最早知道有胃疼这个病就是打那听说的，后来听大人们说这是老百姓治胃痛的土办法。

      那些卖瓜果的农民生活可不容易了，他们生活在更底层，挣不多钱家庭人口还多，进城穿的也很破烂，光着膀子卖点东西还总让人抓，文革时，动不动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直接就给东西扣下拍卖了，直接扣押了没收了你就走吧，就说你投机倒把，直接就给剥夺了。你要不走就把你拘押起来，失去人身自由不经过任何审判程序。

      卖菜的就更别说了，几乎没有，自发的小市场那偶有卖菜的也都提心吊胆的，到过年能零星的看着几个卖肉的，那肉都很瘦卖完就走。

      在文革之前还能看到一些卖野物的，野鸭子甚至大一点的狍子都能看到，个别的极少数还有卖梅花鹿的，那时候不讲保护动物，但是我家不让买，我妈说有的是用药药死的，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也不吃那玩意儿，但瞅着那儿花花绿绿的野鸡可好看了，冬天挑在那个猎枪上有像西藏人那种猎枪带两岔刺刀的，也有的像单个的长长的套筒子老土猎枪的，土猎枪很长，那种装铁砂的，不是像咱们现在看的步枪，比那长很多，在那顶上拴着一嘟噜一嘟噜的野兔子，一嘟噜一嘟噜的野鸡立在地上，那时候卖蛤蟆的很少，基本上没有。油蛤嘛倒是有卖的，都是晒干的，活得没有。干的油蛤蟆土产日杂也收，收去他们把油扒下来，把油蛤蟆腿一毛钱一斤就卖给职工，我家楼下老刘家刘大娘她在永吉县土产日杂上班，她就买那个油蛤蟆腿一袋子一袋子的往家买，多的吃不了。他家的男孩刘永刚刘永良是我同学，俺们常去他家玩，他就给俺们吃，动不动就给俺们弄一大把生的油蛤蟆腿，俺们拿家去搁火一燎，撕那蛤蟆腿那点儿肉吃，连骨头都嚼了可好吃了。怎么说呢，那时候苍蝇大腿都是肉，有那吃挺不错了。

        那时候还能看着老山参，秋天农民去放山，有的时候能挖着，看着那老山沟子出来的搁老桦树皮包着的老山参，纯野生的，看着过大的，后来就越来越少见了。那时候有卖虎骨酒的，真的东北虎骨头泡的酒，在药店里头。我总上药店里溜达，上我妈单位回来路过“自成利”药店，上那里看一眼，觉得可新奇了。有梅花鹿的茸，有人参、有虎骨酒，摆着那老虎的骨头，还有熊胆都能看着。

（未完待续）